新邵市机关事业单位招聘 如何利用发展型福利来促进我国社会救助的发展 - 百...

负责人：徐玉湘
主要职能：*长沙市教育局委员会党校系长沙市教育局党委负责干部和党建培训的培训机构，为正科级全民事业单位，担负着市教育系统基层党、政领导干部、中层干部、后备干部、纪检、组织、宣传、统战干部、党员、建党积极分子以及工、青、妇、老干、学生思想工作骨干等人员的理论、岗位培训等工作。学校成立于1990年10月。建校以来，坚持以“以先进的思想教育人,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高尚的文化塑造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为宗旨，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已先后组织了70多期各类干部培训班，培训学员达4000多人次，为长沙市教育局干部、党员的培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学校多次被评为长沙市先进基层党校。特别是近两年，学校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加强干部执政能力的建设”两大主题教育中发挥了党校在党员、干部教育中的主阵地作用。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学校设在顺心桥48号(长沙广播电视大学内)，良好的教学设施为党校的办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负责人：成群芳
主要职能：长沙市毕业研究生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是由长沙市人民*批准设立的专业从事普通大中专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的机构，“中心”直属于长沙市教育局。工作目标是为普通大中专学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提供周到、便捷、优质、高效的服务，推动和促进毕业生充分就业。
“中心”以“服务毕业生，服务用人单位，服务学校”为宗旨，始终坚持与时俱进，积极开拓，锐意进取，突出服务功能，注重社会效益，开创了一项又一项全新的毕业生就业服务项目：
通过收集发布毕业生资源信息和社会需求信息，为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择业选才，提供真实有效信息。
通过举办毕业生供需见面就业市场活动，为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牵线搭桥。
通过开展毕业生求职登记工作，提供就业指导、咨询、推荐服务。
宣传企业形象，为用人单位求贤纳才，组织招聘活动，推荐优秀毕业生。
通过实施毕业生人才储备活动，为未就业毕业生保管档案和户口，保留就业派遣资格，留在长沙择业提供可靠渠道。
为毕业生进长就业办理报到接收手续，进行档案管理和传递，办理长沙市常住户口。
这些服务项目为毕业生在长沙择业和就业提供了机会，创造了条件，成为沟通用人单位和毕业生的桥梁。 负责人：邱正学
主要职能：长沙教育技术装备网是湖南省教育厅下属全额拨款事业单位，负责全省中小学实验室、图书馆（室）、计算机教室、校园网的建设、配备、管理、使用，中小学学具的征订发行、培训、科研，教学仪器生产企业的管理及教学仪器产品的质量监督检验工作。组织对中小学实验室、图书馆（室）、计算机教室及校园网的评估、验收，对中小学实验教师、实验技术人员进行业务培训。
长沙教育技术装备网下设六个科室，分别为：办公室、装备科、管理科、技术科、培训科和学具办公室。 负责人：马金旭
主要职能：长沙市校办产业管理处系长沙市教育局二级机构，是主管全市勤工俭学、校办产业工作的综合职能部门，行使规划、指导、协调、服务和监督的行政职能。 党委书记、局长：卢鸿鸣
工作职责： 全面主持党委工作、行政工作。主管政策法规处、教育考试院、教育阳光服务中心工作。
卢鸿鸣，男，汉族，1963年2月出生，湖南涟源人，*党员，函授本科学历，中学高级教师，湖南省特级教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1981年8月参加工作，历任涟源九中团委书记、政教处主任、工会主席、教务处主任，长沙市周南中学教务处副主任、教务处主任、副校长，长沙市实验中学（原长沙市田家炳实验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长沙市长郡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2014年10月任长沙市教育局党委书记，2014年11月任长沙市教育局局长。 孙传贵，男，汉族，1969年9月出生，湖南新邵人，*党员，大学本科学历，公共管理硕士学位，中学高级教师，湖南省特级教师。1992年7月参加工作，历任长沙市雅礼中学教务处副主任、校长助理、副校长，长沙市南雅中学（原长沙雅礼寄宿制中学）校长，2014年6月任长沙市雅礼中学党委书记兼长沙市南雅中学校长，2015年4月任长沙市教育局党委委员，2015年5月任长沙市教育局副局长。 协助分管发展规划处、学校安全处、组织处、团委、教育后勤产业管理处、教育建筑设计研究所、局党委党校工作。
邓芸，女，1966年2月出生，汉族，湖南浏阳人，*党员，函授本科学历，1988年8月参加工作，历任原长沙市麻田磷矿团委副书记，长沙市东区区委宣传部副部长、芙蓉区区委宣传部副部长，芙蓉区文明办主任、宣传部副部长，2002年1月任芙蓉区教育局党委书记、纪委书记，2004年8月任芙蓉区五里牌街道党工委书记，2007年8月芙蓉区五里牌街道党工委书记、人大工委主任，2009年8月任长沙市教育局副局长。协助分管办公室、教师工作处、财务处、国际教育交流中心、教育基金会、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工作。（督导室工作暂由邓芸协助分管）
缪雅琴，女，汉族，1963年1月出生，湖南长沙县人，*党员，大学本科学历，文学学士学位。1984年7月参加工作，历任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长，长沙市教育局基础教育处副处长、处长，2011年12月任长沙市教育局副局长。协助分管基础教育处、学生工作处、语言文字工作处、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技术装备处、普通话培训测试站、少年宫工作。 胡慎信，男，汉族，1963年5月出生，湖南隆回人，*党员，研究生学历，工学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1986年7月参加工作，1990年9月入伍，历任助教、助理研究员、参谋、博士生队队长、学员大队副大队长。2009年1月转业，任长沙市教育局党委委员，2009年4月任长沙市教育局机关党委书记，2014年4月兼任长沙市民办教育党委书记。

摘要：从传统的非制度的慈善济贫，到现代的制度化的社会救助，中国社会救助正在逐步走上一条由人道主义到人权维护、由慈悲为怀到正义共享之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救助的范围、项目和标准都有很大提高。但是受传统思维惯习所限，在开展救助时往往注重有形的、经济的、物质的帮助，而忽视无形的、精神及心理的服务。这种非积极的救助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解决受助者的燃眉之急，但终非长久之计。最根本的还是要在发展型社会政策引导下，利用各种积极的救助方式发掘受助者的潜能，达到自救目的并最终融入社会主流。这是中国社会救助未来的发展方向和趋势所在，也是中国新型福利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研究现状
社会救助始终是世界各国社会政策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尤其在当前中国社会处于后转型时期，分配体制尚未健全，社会矛盾十分尖锐 ,相对贫困问题凸显的形势下，积极探索发展型社会救助政策，通过提升受助者的能力，达到使受助者根本摆脱困境的目的，就显得尤为必要。围绕发展型社会政策及社会救助，国内外学界所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1.探求社会救助政策走势
社会政策是一种人类自设的专司社会机制保护的工具(杨团，2006)，是制度化的公共行动体系(关信平，2002)。当前，中国正在从一个经济政策主导、社会政策为辅的时代走向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并重的时代(张秀兰，2009)。这也就预示着社会政策时代的春天已经来临。那么，作为社会政策重要方面的救助政策也必然成为显性政策而日益走上前台。有鉴于此，社会政策作为社会再分配的重要手段，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公正为目标(刘娜，2012)，按照公平、有效、可持续的原则，积极推进发展型社会救助模式的建立，在不断缩小差距的同时稳步提高国民的福利水平，在本世纪中叶前真正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福利社会。
2.强化社会救助的发展理念
早在百年前，社会政策这个概念问世时，就当仁不让地把基本目标锁定在“克服贫困”上(唐钧，2002)。既然社会救助是一项以分配正义为价值基础的制度安排(江治强，2011)，那么，将发展因素纳入救助也是应该和必需的(王思斌，2007)。为此，发展型社会救助政策必然要促成贫困救助从简单救济向促进人的充分自由发展的方向转变(刘群、韩锋，2012)。美国学者梅志里 ( Midgley) 也强调，社会福利不应不计成本，而要将成本-效益方法论广泛应用于社会福利政策，并鼓励低收入群体通过建立个人发展账户摆脱困境。[①]
3.寻求发展型社会救助措施的实施路径
当今许多国家都在积极探索发展型社会救助政策，通过提升受助者的能力，达到摆脱困境的目的，把精神从物质中解救出来(夏学銮，2006)。社会救助应从克服贫困向消除社会排斥、促进社会整合转变(李迎生，2003)。社会救助也是一种投资行为，要改变投入方式，实现由物质资本投资为主向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投资相结合(林闽钢，2008)，更加注重公民尤其是贫弱群体的人力资本积累(梅志里，1999)。脱贫的关键是资产积累和投资，而非收入和消费(迈克尔・谢若登，2007);可持续生计要求重视事前干预而非事后补救(冀慧珍，2012);从“收入维持”过渡到“资产建设”，解决了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分离的难题，有利于提高穷人福利和推动社会发展(管向梅，2010);社会救助的具体实施需要有素质的、有承担能力的民间组织的全面参与(王思斌，2007)。
虽然，发展型社会政策在西方相对发达国家社会救助领域中的理论及实践方面均趋成熟，但在我国仍处于探索阶段，甚或留于理念层面。尤其是具有较强的发展性质的资产社会政策，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观形势下，如何能够帮助人们尤其是低收入社会成员增加财产性收入，并藉此走出“贫困陷阱”，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赋予社会救助以发展内涵具有积极意义
关于社会救助(有时也称为社会救济)，通常情况下被认为是一种针对弱势群体的款物接济制度，是指国家与社会向贫困人口与不幸者组成的社会脆弱群体提供款物接济和扶助的一种生活保障政策，目标是帮助社会脆弱群体摆脱生存危机，以维护社会的持续稳定。有论者把社会救助类同于最低生活保障，它好比一张张在最低生活标准之上的安全网，确保每一个社会成员在因各种主观的或客观的因素而生计断绝时，不至于陷入无助的困境。当然，还有不少人认为社会救助等同于社会救济。认为社会救助是指社会成员因有自然灾害、意外事故和个人心理、生理等原因而陷入生存困难不能维持最低限度生活水平时，由国家或社会有关部门依法给予一定的物质或资金的资助或扶持，以使其基本生活得到保证的一种社会保障措施。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迁，我们定义社会弱势群体还不能紧紧局限于那些物质生活出现问题的社会成员。比如，有的人因生活方式、思想观念过于颓废，日常生活完全依赖外界救济，缺乏生活勇气和职业规划。这样的人比因生活变故出现困难的那些人群更需要以非传统的方式进行救助，因为仅仅采取款物接济方式已经远远不能从根本上摆脱困境。还有的人物质生活尚可维持，甚至还比较富足，但是在精神、心理乃至性格上脱离常规，遭遇麻烦。作为一个正常人，一旦在精神及心理上出现了问题，往往会比物质的短缺更可怕。这类人也更需要外界施以援手展开救助，使之摆脱危机回归正常。因为表面看起来这类人不是弱势，甚至是强势，所以他们也不需要外界的款物接济，但他们需要的是心理疏导、精神服务、行为干预以及日常服务与消解等救助手段。这种救助形式目前十分薄弱，急需来自国家的政策支持和社会的全面参与，同样也应该列入社会救助范畴。世界银行在《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贫困除了物质上的匮乏、低水平的教育和健康外，还包括风险和面临风险时的脆弱性，以及不能表达自身的需求和缺乏影响力。这种贫困比物质贫困更令人痛苦，具有更大的隐蔽性，也容易被人们所忽视。这说明，贫困除了物质的范畴，也包括精神文化的范畴。
总结前述，我们这样定义社会救助或许更为妥当一些：社会救助是指国家和社会对那些因各种变故而造成日常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等方面陷入困境的脆弱群体所采取的帮扶措施。这里所指向的脆弱群体既包括物质生活无法维持的人员，也包括精神及心理状态陷入困境的人员。基于这种理解，我们所提倡的“救助―发展”型资产社会政策正是致力于消除或减少那些使人们陷入困难或不幸的因素，而不是在风险成为既成事实后再向他们提供生活保障。
将发展型社会政策运用于中国社会救助，或者说将发展理念融入现代社会救助领域，倾向于从维护人的收入权利转向增进人的发展权利和发展能力，公平合理地进行社会分配和再分配，以增强个人的社会责任感，提高他们的抗风险能力，将能够为困扰社会发展的贫困问题提供新的解析思路，为社会政策开创一个新的研究图式。
三、当前我国社会救助模式的不足
新中国以来的社会救助，已经初步实现由道义性向制度性、由救济性向开发性、由扶持贫困地区向扶持贫困人口转变。基本建立了以城乡低保制度为主体，以优惠政策和临时救助制度为补充，以医疗、教育、住房等救助项目相配套的综合性救助体系。目前正进入一个平稳发展时期，并朝着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但是，由于制度设计的理念偏差，导致了实施效果有悖初衷的情况。
1.不合理的救助制度助长了贫困依赖
受传统思维惯习的影响，当前的社会救助模式仅仅能够维持受助者最起码的生活水准，其执行理念及政策措施都是被动的，或者说未能超越经济贫困论的思维定势，而是继续将发展经济、提高收入水平作为救助政策的核心内容;对于如何消除社会排斥、促进社会整合以帮助受助者最终摆脱困境则关注不足。突出的表现是，强调款物提供轻视服务保障，看重社会保障而忽视社会工作。近几年，专业性社会工作的推进与发展举步维艰，困难重重，无论是岗位设置还是考核评价机制都十分欠缺，专业社工的边缘化由此可见一斑。[②]这样的救助机制必然是高成本、低效率、难以持续的。这样的制度不仅不能解救穷人，反而促进了贫困的再生产。
2.城乡低保制度弊端重重
以作为救助体系核心内容的低保来讲，随着低保制度含金量的与日俱增，使得低保资格比低保金本身更重要，于是逐渐使这部分人产生了“福利依赖”，甚至会以能够享受到低保救济为荣。而另外一部分处于低保标准边缘的人员受到*，会千方百计地要求进入低保行列。早在中国建立城市低保制度之初，澳大利亚的彼得・桑德斯教授就前瞻性地提出了中国的低保制度所具有的三个先致性缺陷：不能真正帮助救助对象脱贫;需要较高的人工操作管理成本;容易遭受来自各个方面尤其是非穷人以及临界穷人的抱怨。由此来看，将几千万城乡低收入群体庇护在低保制度之下，仅仅是权宜之计，绝对不是社会福利的最终目的。对于传统救助制度存在的弊端，早在19世纪30年代，英国人埃德温・查德威克就提出了劣等处置原则，即让那些游手好闲，不劳而获的人的处境不能够好于那些通过独立劳动而自食其力的底层人的生活水平，否则的话，对那些独立劳动的人是一种很大的不公，会产生一种“竞次”的负激励效应，最终选择放弃劳动加入救助大军之中。
3.扶贫方式需要改进
再拿扶贫来讲，一个地区、一个县为了得到贫困县的帽子，千方百计往“贫困群体”里面挤，一旦进去就不愿再出来。许多已经脱贫、被摘掉贫困帽子的地区打心眼里高兴不起来，就像断奶的孩子一样难以适应新的生存方式。这种情况不但会造成严重的资源分配不公，还会诱发这些地区的“贫困依赖”，甚至还会出现“高调炫穷”的怪事。[③] 长此以往，福利制度的刚性对国家财政造成的负担将会越来越严重。
考察还发现，我国的扶贫措施更多的是一种在经济制度上的扶贫干预，有些甚至还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而当扶贫者出于政绩考虑时，扶贫工程往往只注重“输血”而不注重“造血”，注重当前效益，忽略可持续效果。只讲政绩不讲实效，只求维稳减震不求创新发展;对扶贫的长期性估计不足，只关注脱贫的硬性指标，忽视智力开发，人力资本存量少，缺乏增强穷人抗风险能力的政策，困难群体脱贫的内生性障碍十分突出。
4.对心理及精神脆弱群体关注帮扶不够
随着社会发展的步伐越来越快，人们的工作生活节奏都在不停地加快，背负的精神压力也在增加，精神和心理健康问题也日益突出。2006年第二次残疾人全国抽样调查结果数据显示，精神残疾患者占残疾人总数的近10%，比第一次抽样调查时期多出一倍。调查还显示，有超过三成的精神患者存在轻生念头，有两成的患者会产生冲动和过激行为。而且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发病的比率正在扩大，年龄正在从中间向两端蔓延。
精神、心理疾病严重影响了该群体本人、家庭、街区、社会的和谐稳定。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20年，有精神、心理疾病引起的抑郁障碍将会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最为严重的疾病负担，届时会成为死亡和残疾的第二大原因。[④] 由于专业社工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经验这样一种优势所在，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人们一旦出现精神或者心理疾病，70%的人会选择求助于专业社工，以便尽快从不良情绪的阴影中走出来。目前，我们国家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还远远不够，亟待通过专业社会工作运用技术手段，对日益增多的精神、心理残障人士进行干预，通过激励其自尊、自信、自强、自立，使其尽快融入社会，共同发展。
5.“蚁族”、“穷忙族”等 “新穷人”亟待帮扶
穷忙族(working poor)感觉总是在忙，却不知道都忙些什么，忙完之后发现又没有什么成就，发展前景无望;生活无预期，缺乏安全感，工资水平中等但消费水平不低，月底总是花光，年底没有加薪，几乎没有积蓄，无力购置固定资产;一直处于困难状态，找不到摆脱困境、实现自我救赎的有效途径，困境固化趋向越来越明显。该族群普遍感觉工作、生活、人际交往等多方面压力巨大，社会竞争过于激烈，始终游走在社会与经济的边缘，排斥感、剥离感、边陲化增强。造成这种情况，有个体主观方面的原因，比如职业规划、消费理念、生活方式、社会心态等，但更多的属于社会结构不合理及发展环境不公平所致。
当前，“穷忙”已经成为后工业时代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尤其在信息化、自动化生产方式对劳动力所造成的挤出效应越来越强烈、就业形势日益严峻、在业人员倍感压力的形势下，穷忙族不可避免地日渐庞大起来。自由职业者、企业蓝领、公司白领，甚至包括不少的机关事业单位员工随时在不知不觉中加入了“穷忙”一族。他们每天超时工作，但工资并没有增加。钱少事多，终日忙个不停，却始终是个穷光蛋。其结果是穷者越忙，富者越闲。
解决办法：赋予个体发展理念，加强个人资本积累，包括人力资本积累、物质资本积累和社会资本积累;用人单位要做好职业规划、薪酬管理、绩效考评、继续教育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层面，注重解决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社会工作等领域的改革与完善。
四、发展型社会救助的路径选择
发展型社会政策基于社会公平的价值理念，旨在促进社会弱者自立、自强，提升他们的社会参与能力，以消除社会隔阂，实现社会整合。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核心即是通过社会救助来影响个人的竞争力，预防贫困的发生。在贫困救助方面，不仅要帮助救助对象脱离生存危机、缓解当前困难，而且要充分挖掘其个人潜能，增强救助对象面对困难、走出困境的能力和勇气，激发救助对象内心改变的信念和动力(即“送上马再扶一程”)。主要体现在：
1.将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有机融合
经济政策往往只关注保障水平的高低、覆盖范围的大小，而社会政策会在此基础上从更加宏观的视角，更多地关注这些政策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多途径整合社会资源，确保有效供给。单纯的经济政策或社会政策都难以取得理想的救助减贫成效，二者相结合的发展型资产社会政策可以较好地实现治贫初衷。可以把“经济人”、“社会人”两类角色合二为一，逐步将以积极的资产建设为基础的福利政策取代消极的以收入为基础的福利政策。以此推进贫困治理，实现经济发展与缓解贫困的双重目标。最终实现国民福利与国民经济同步增长，民生质量与国家发展同步提升。
2. 激励受助者及其家庭进行资产积累
*有组织地引导和帮助社会成员(主要是针对困难群体)进行资产积累与投资，而非简单地直接增加其收入与消费，以此摆脱困境。支持家庭积累并拥有资产，在家庭成员的心理促进、意识提升以及行为方式的改变等方面均具有巨大的潜在作用;以个人资产账户为工具，拓展个人的社会资本支持网络，激励个人进行资产积累，借以截断贫困循环链条，最终实现防贫、治贫、脱贫的三统一。
3.积极引入专业社工理念与方法
通过专业的方法提倡人们放弃可有可无的福利救济，以主动进取精神去工作、创业，鼓励、帮助人们形成个人资产，并藉此参与社会，更有利于其脱贫致富;将专业化、职业化的社会工作与政策性、制度性的社会保障充分结合起来，救助服务的内容由针对贫困产生的社会问题扩展到精神健康、行为矫治、人际调适，甚至由于富裕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
4.注重人力资本的开发利用
为了增加后代福利，避免贫困的代际传递，必须通过促进教育机会的均等，增强贫困者及其后代与主流文化接触的机会及被主流文化接纳的技能，提升其改变自身命运的“可行能力”。通过人力资源开发(包括教育培训、康复治疗、社会经济参与等)，协助脆弱群体建设用于发展的经济资产和社会资本，扶持有能力者就业创业。
五、完善发展型社会救助体系的对策建议
通过发展型社会救助制度的确立与完善，综合采取各种措施，最大限度地消除社会排斥，营造稳定、安全、公正、包容的全纳社会( inclusive society)。不断缩小群体、个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使全体国民都能够大体均等地分享发展成果，并最终共同迈进有别于西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福利时代。
1.积极推行福利多元化
虽然福利带有更多的非市场化、非商品化色彩，具有明显的经济转移支付性质，但是在新自由主义浪潮推动下，全球已经进入了新一轮的福利制度改革时期，改革的形式并不是一味地削减福利，而是改变福利的提供方式，积极推进福利多元化。*、市场、社会、家庭共同承担福利责任，“*主导、市场主体、社会参与、家庭补充”应该是未来社会福利较为合理的供给模式。因为，单纯依靠任何一、两种供给渠道，都难以满足或者影响人们的福利需求。积极引导非*组织参与社会救助，整合企业、民间组织、公益组织和个体、宗教团体等多方力量构成非*的社会支持网络。逐步从当前补缺型的小福利向未来适度普惠型的大福利转变。
2.立足于受助者的不同需求，开展个性化的救助
贫困的产生既有共同原因，也有个体因素。这就需要我们更加精准地“瞄准”扶贫对象，寻求个性化的社会支持网络，按需要、按目标、按人群、分阶段逐步构建起组合式普惠型社会救助制度。救助对象的充分参与可以极大地维护其自尊心，以利于可行能力的切实提高。坚持“平等、参与、共享”原则，积极推行参与式救助计划，充分发挥受助者的主体作用，使各项政策真正满足他们的实际诉求。加强有心理、精神障碍者的筛查救助工作，因为陷入精神危机中的人群比物质匮乏之人群更显弱势，其对个人和社会的负影响更潜在、持久，也更需要专业社工来施救。
3.前移救助关口，提升救助水平
救助制度的设计与实施应体现社会保护与社会促进并重的价值原则。提倡发展型社会福利政策，将事后救助措施提前，采取“救助渐退”办法打消贫困家庭的后顾之忧;尽快从传统型的“消极、被动、单一”的补救型向积极、多元的发展型社会救助转变，消除或减少使人们陷入困境的因素，而不是一味采取传统的事后补救型的救助办法。救助关口前移，有利于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提升社会弱者教育和健康水平中，使之走出“贫困―人力资本投资不足――更贫困”陷阱。延长我国义务教育的年限为十二年，把学前教育列入义务教育范畴。当前的城乡低保制度，不应该再仅仅局限于兜底，而应该赋予其一定的内生机制，增强受助者自力更生的能力。注重发挥就业促进功能，建立救助与就业衔接机制。
4.为受助者营造良好的脱贫文化氛围
穷人由于长期生活于贫困环境之中，结果形成了一套特定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即“贫困亚文化”。这种文化在邻里亲戚之间很容易蔓延且影响深厚，要打破这种文化的滋染，首先必须改造贫困文化，使之摆脱贫困文化的束缚，增加他们及其后代与主流文化接触的机会及其被主流文化接纳的技能。就此，要鼓励医院、高校、科研等层次相对较高的事业单位为弱势群体创造尽可能多的就业岗位，借以熏染和培养其良好的文化素养。
5. 将专业社会工作全面引入社会救助
社会救助工作是社会工作的一部分, 其价值理念与社会工作价值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致性,故此可以用比较成熟的社会工作价值来代替传统的社会救助价值。加快社会工作、社会救助理论学科建设，培养一批具有良好专业素质和道德素质的社会工作人员，通过完善的岗位设置、福利待遇、评价激励等一整套机制促进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
6. 积极推进社会救助立法，并体现可持续发展理念
制定救助法的目的是赋予受助者更多的发展权利，但目前的救助法草案并没有在这方面有充分的体现。比如，救助法仍然将社会救助描述为国家和社会对依靠自身努力难以满足其生存基本需求的公民给予的物质帮助和服务，而并没有较多地涉及如何让受助对象通过有限的救助获得自助的能力，以及如何尽一定的社会义务，更多的仍然是强调如何维护受助者的权益。这一点显然有悖于权利与义务对等的社会伦理。目前，《社会救助法》已列入全国人大的立法工作计划，在未来的立法、修法过程中应体现发展性思维。而且，在制定完善的法律的同时，具体的实施细则也要尽量配套。
参考文献：
①阿马蒂亚・森著：《贫困与剥夺：论权利与剥夺》，商务印书馆，2001;
②安东尼・哈尔，詹姆斯・梅志里：《发展型社会政策》，罗敏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③舒尔茨著：《论人力资本投资》，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
④迈克尔・谢若登著：《资产与穷人》，商务印书馆，2005;
⑤王思斌：社会政策视角下的城乡协调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河北学刊》,2006(01) ;
⑥杨团：社会政策研究范式的演化及其对我们的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02(04)
⑦张秀兰等著：《中国农村减贫政策的反思和建议》，远东出版社，2005;
⑧郑杭生：我国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的参照系及其启示――一种中西比较的视角，《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1(06)
⑨ Anthony Hall，James Midgley. Social Policy for Development.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2006.
注释：
[①] 安东尼・哈尔，詹姆斯・梅志里：《发展型社会政策》，罗敏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②] 早在2006年，中央就提出要建设宏大的专业社会工作人才队伍，要像改革开放初期培养大批的经济建设人才一样，加快培养大批的社会建设人才。8年过去了，这句响亮的口号仍然没能落到实处。不管是行政事业单位招聘还是实际应用部门用人，对于高校社工专业的毕业生开设的岗位极其有限。尤其是在专业社工师培训、考试、聘用等方面，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③] 2011年11月，湖南新邵县在得知被纳入国家连片开发的消息后，表示值得大力庆贺。因为纳入国家扶贫重点县可以得到许多政策优惠和经济实惠，这些都是贫困地区所梦寐以求的，地方*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从某种角度也说明了，扶贫策略不能单纯提供款物，还要有激励措施。
[④] 施捷：“早发现，早治疗”还有长路要走 抑郁近半患者病未知，《新民晚报》，2003年10月7日

【 #事业单位# 导语】2022湖南省邵阳市新邵县乡镇急需紧缺人才引进公告已发布。根据《湖南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办法》(湘人社发〔2019〕1号)以及《关于印发新邵县加强人才引进培养使用暂行规定>的通知》(新党发〔2017〕14号)等有关规定，经研究决定面向社会公开引进乡镇急需紧缺人才5名，现就引进人才工作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无 为您整理了招聘条件和报名流程，供您参考。

一、引进计划

本次人才引进计划共计5名，引进岗位、计划数及资格条件详见《2022年新邵县乡镇急需紧缺人才引进岗位表》(附件1)。相关信息可通过新邵县人民*网( http://www.xinshao.gov.cn/ )查询。

二、引进条件

(一)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3.具有良好的品行和职业道德;

4.身体健康，具备履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

5.具备引进岗位要求的年龄、学历学位及相应资格等要求(见附件1)。

报考人员的专业应严格按照毕业证书填写。所学专业已列入《湖南省2022年考试录用公务员专业指导目录》、但未列入招考岗位专业的，不符合报考条件;所学专业未列入《湖南省2022年考试录用公务员专业指导目录》但符合岗位专业条件的，由用人单位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报县委人才办认定。

(二)不能报考人员

1.邵阳市范围内(简称“市内”)在职在编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含驻邵高等院校等单位)或已与市内国有企业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人员，以及市内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解聘辞职未满一年(截止到报名结束时间)的人员;

2.现役军人;

3.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或曾被开除公职的人员;

4.尚未解除党纪、政务(纪)处分或正在接受纪律审查的人员;

5.涉嫌违法犯罪正在接受司法调查尚未作出结论的人员;

6.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员;

7.报考人员不得报考聘用后即构成应回避的岗位;

8.在各级各类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因违反《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被记入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应聘人员诚信档案库，且记录期限未满的人员;

9.不接受在读的普通高校全日制非应届毕业生报考，在读的全日制非应届研究生不能以本科等学历报考，其他情形依次类推;

10.法律、政策规定的其他不能报考或不得聘用的人员。

三、引进程序和方法

引进工作按报名、资格审查、考试、体检、考察、公示、聘用等程序进行。

(一)报名及资格审查

网上报名、资格初审时间：2022年5月30日8:00―6月3日17:30;现场资格审查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1.网上报名。应聘者必须在6月3日17:30前报名，每人只能报考一个引进岗位，填写《2022年新邵县乡镇急需紧缺人才引进报名登记表》(见附件2)，同时提供近期1寸同底免冠半身彩色照片、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学历学位证、《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2022年应届毕业生可提供《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及加盖毕业院校公章的《毕业生就业推荐表》)等材料的照片或扫描件，并以邮件标题为：“姓名+应聘乡镇”发送至报名邮箱：xsrcb3608701@163.com。经初审合格后，通知进入现场资格审查。

2.现场资格审查。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网上报名并经资格初审合格的应聘者需在规定的时间内，到指定地点进行现场资格审查。资格审查时须本人在现场进行，提供本人签字的《2022年新邵县乡镇急需紧缺人才引进报名登记表》、近期1寸同底免冠半身彩色照片3张、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学历学位证、《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2022年应届毕业生可提供《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及加盖毕业院校公章的《毕业生就业推荐表》)等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有工作单位的报考人员还需提供所在单位同意报考的证明。

3.相关要求。应聘者限报一个岗位，不得重复或多报岗位，多报岗位者取消报名资格且不另行通知。

(二)面试

本次引进不设开考比例。面试时间、地点另行通知。面试方式为结构化面试，面试成绩满分为100分，60分为合格，如参加面试人员数与引进人才职位计划数为1:1比例的，则面试成绩须达到70分及以上。

(三)体检

体检时间另行通知，根据面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按招聘计划人数等额确定体检对象，面试成绩相同的，学历高的优先，学历仍相同的，年龄大的优先。

体检按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等有关规定执行。对心率、视力、听力、血压等项目达不到体检合格标准的，应当日复检;对边缘性心脏杂音、病理性心电图、病理性杂音、频发早搏(心电图证实)等项目达不到体检合格标准的，应当场复检。当日复检和当场复检的医院为初次体检医院，复检时间不超过当天17:30。报考人员对非当日、非当场复检的体检项目结果有疑问时，可以在接到体检结论通知之日起7日内向体检实施机关提交复检申请。当日复检、当场复检及非当日、非当场复检都只能进行一次，复检内容为对体检结论有影响的项目，体检结果以复检结论为准。

体检不合格的取消引进资格;体检对象自动放弃的，取消引进资格。因体检不合格或自动放弃的，同一岗位按面试成绩排名从高分到低分递补一次，成绩低于70分者不予递补。

(四)考察

体检合格后，由相关部门对体检合格人员进行考察。考察参照国家公务员政审考核标准实施。考察不合格的，取消引进资格，缺额不予替补。报名时，应届毕业生凭《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及学校有效证明等报名的，考察前须交验毕业证原件。

(五)公示

考察合格的拟引进人员，在新邵县人民*网站公示7个工作日，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期间如被实名举报者，经查证属实，取消引进资格。

(六)聘用

经公示无异议的人员，由用人单位按相关规定和程序办理进人和聘用手续，在我县最低服务期为六年(含试用期)。聘用人员试用期按国家相关政策执行。

四、人才引进优惠政策及有关要求

1.引进到乡镇工作的人才，连续两年考核合格且符合我县人才补贴发放条件的，可从下一年度起申请人才补贴。其中：引进的博士研究生为每人3万元/年，硕士研究生为每人2万元/年，“一流大学建设高校”“985”“211”工程一级学院本科生为每人1万元/年，发放期限为5年(不包括在职期间获得的学历学位)。

2.引进人才的年度考核工作，由用人单位主管部门及其纪检部门负责，考核结果报县委组织部人才办和县人社局备案。年度考核不合格的，取消一年的人才补贴;连续两年考核不合格的，取消其引进资格，解除聘用。

3.引进的人才在我县最低服务期限为六年(含试用期)。服务期未满调离本县的，须全额退回已领补贴。

五、工作纪律

1.本次人才引进工作接受纪检监察部门全程监督。

2.资格审查工作贯穿本次引才的全过程，凡发现报考者不符合招考条件、弄虚作假或违反考试、聘用纪律的，一律取消考试或聘用资格，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报考者本人自行承担。

3.本次引进，凡在规定时间内，未按照有关通知要求参加报名、资格审查、考试、体检、考察、报到等，均视为自动放弃考试、聘用资格。

4.对违纪违规行为，依据《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进行处罚。

5.疫情期间，报考考生须遵从防疫考务要求。

6.本公告未尽事宜，由县委组织部、县人社局负责解释。

本次人才引进监督举报投诉及考试咨询*：

(1)监督举报投诉*：新邵县纪委监委驻县组织系统纪检监察组：0739-3608760。

(2)咨询*：0739-3607401(县人社局)

15367291267(县委组织部)

1、2022年新邵县乡镇急需紧缺人才引进岗位表

2、2022年新邵县乡镇急需紧缺人才引进报名登记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