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明：教育与改良——20世纪30年代华北基督教教会学校乡村建设述论

好一点小编带来了张德明：教育与改良——20世纪30年代华北基督教教会学校乡村建设述论，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一起来看看吧！

　　摘要: 20世纪30年代，面对华北农村积贫积弱的现状，华北各类教会学校纷纷参与到乡村建设中，开展了颇有特色的改良活动。齐鲁大学、燕京大学除了设立专门的乡村试验区外，还注重培养农业人才，开展农业改良，并加强了与地方*、民间团体的合作;华北的铭贤学校、同仁中学等多处教会中学，也通过兴办农场，开设农业课程及开展家庭教育等形式参与乡村建设，部分神学院也开展了乡村改良试验;河北基督徒学生联合会还开辟了北安河村、萧家村等多个乡村试验区，并组织学生到试验区开展各种乡村服务。纵观华北教会学校的乡村建设，虽然活动区域有限，但一定程度改变了华北乡村的落后面貌，从经济、文化等方面改善了民众的生活水平。然而，为不触及核心问题的局部改良运动，它无力从根本上改变乡村积弊。

　　20世纪30年代，在全国乡村建设的热潮中，华北各地的基督教教会大中学校及神学院校，也适应农村改良需要，投入乡村建设运动中，或开设农业课程，或进行推广试验，成为教育界乡村建设的重要力量。目前学界对基督教的乡村建设宏观研究较多，但对具体个案学校的乡村建设实践在史实及史料上仍有待挖掘。结合教会报刊资料，对在当时开展较为出色的华北基督教教会学校乡村建设活动，诸如农业改良、家庭教育、卫生改进等方面进行论述，并分析基督徒学生联合会的农村改良活动，希望对教会学校在民国乡村建设中的作用有所认识。

　　一、基督教乡村建设背景

　　民国前期的中国农村普遍落后，农业凋敝，农民困苦，乡村面貌急需改观。当时的中国社会，农民占总人口的85%以上，故改造乡村成为促进国家振兴的关键。但广大农村生产力薄弱，农业生产工具及方法落后，更由于农民文化水平较低，难以接受新技术，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很多农民消极无知，不知自救，“对于周身事物，多无应付之能力，即在农业上，他们对于水旱螟蝗，亦不知其原意及防御方法，农作技术，不知改良”。[1]同时，广大乡村迷信问题严重，民风日下，诸如吸食*、一男多妻、缠足及赌博等各种陋习盛行。加之*横征暴敛，兵匪为患，灾害频发。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广大农村处于积贫积弱的状态，“农村破产论”甚嚣尘上。

　　面对乡村窘境，南京国民*成立后，中央、地方*及众多民间团体都在“复兴农村”目标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同时美国教会兴起了农业传教思潮，重视农村地区的工作，这些都影响到了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的开展。但如何使凋敝之农村焕然重振，消沉之民众自力更生，是教会界及教会学校的乡村建设中所面临的难题。受当时社会福音思潮的影响，在华基督教也认识到在国势日蹙、民生日困的现状下，仅靠单纯的布道或社会救济无力拯救中国，故将工作着重转向以改造社会为目标，也更加关注社会现实，希望通过改变乡村面临的生产、生活困境来改变农民对教会的偏见，进而吸引他们入教，所以乡村改造成为此时期教会界与教会学校的重点工作。

　　在此背景下，华北基督教会及学校也希望参与乡村建设，积极融入中国社会，通过改变下层社会面貌来获取民众支持，为教会振兴提供保证，进而使基督教成为国家建设中不可或缺一部分，并最终达到“中华归主”的目标。而且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到民间去”“到乡村去”已经成了学生的口头禅。当时华北各教会学校也配合此热潮，主张用改良的方法，深入民众当中，并从乡村改造入手，开展了各种乡村建设活动。

　　二、教会大学的活动

　　在教会大学方面，齐鲁大学、燕京大学分别在济南、北平成立了龙山实验区及清河实验区，开展了各种乡村改良活动。[2]为适应乡村建设热潮的新形势，齐鲁大学(以下简称“齐大”)于1931年成立乡村建设委员会及乡村服务指导团，专门制定了《齐鲁大学农村服务大纲》，详细规划了齐大的乡村服务计划，文理学院还开设了农业课程，供学生选修。[3]齐大还于1929年在校内创办农场，“当时适合于本省之优良作物品种极感缺乏，故致力于育种及繁殖工作”，改良作物有195号小麦、8号粟、1116号大豆及马铃薯、高粱、棉花品种，后因抗战全面爆发而停止。[4]齐大公共卫生学系则与邹平合作促进该地农民卫生，与历城第六试验区合作办理儿童卫生事宜。该系还与小儿科合设良母训练班，灌输一般家庭主妇以保婴之智识。[5](P110)1935年，该系为促进民众健康起见，特组织良母训练班，以灌输各种家庭卫生知识，及教育儿童之方法。训练班以三个月为期，每周在齐大医学院、女青年会等地开课，分课室讲授与实习两种。[6]良母训练班此后又举办多届，毕业生为当地家庭教育贡献颇多。为培养乡村人才，齐大除在1934年成立乡村服务人员专修科外，还在1936年又成立乡村工作推广部，利用齐大各院系资源，并同广智院、《田家半月报》社等共同推进乡村建设。[7]齐大在乡村改良上也注重同地方*的合作。如1933年齐大与胶济铁路局合办农事试验场，其中在济南设有总场，在周村、青州设有两处分场，进行小麦、高粱、大豆、马铃薯及美棉等农作物的推广试验，改良作物品种，增加产量。[8]再如1936年，齐大公共卫生学系还与山东义务教育第一试验区合作设立诊疗所，派医生为民众看病，检查身体，免费种牛痘预防天花，该区特送“农民福星”牌匾表示感谢。[9]教会大学许多改良成果也被社会推广，如齐大的堆肥研究计划，防治粪传染，增加肥料之数量，试验效果远高于中国本土品种，故也被教会外的乡村试验所推广。

　　燕京大学(以下简称“燕大”)此时期也非常重视乡村建设。燕大校务长司徒雷登(John L. Stuart)曾专程考察著名的河北定县试验区，部分师生也到山东邹平、江西黎川等乡村建设试验区参观学习。在具体改良工作上，燕大早在1922年即成立农场，从事农业试验，到1929年又扩充为农事试验场，分作物、畜牧、果树园艺三部，但1930年因经费问题由金陵大学代管，取消畜牧、果树园艺两部，专攻农作物试验。[10]燕大自1926年起，还在每年秋季举行农产展览会，农民选送农作物进行比赛评奖，鼓励农民竞赛精神，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如1930年第五届展览会时，参加的有9600余人，所设陈列室有作物部、园艺部、家禽部、养蜂部、乳业部及售品处、比赛处等，所参展农产品涉及谷物、玉米、高粱、白薯、棉花、花卉及果品等。[11]值得一提的是，1934年，燕大法学院还增设农村建设科，专门研究农村问题及造就农村建设之人才，而且把社会、经济、政治、教育、家事、化学、生物等系所有关于农村的研究和工作集中起来，各系通力合作以求了解中国农村和促进农村建设，并且特别注重学生的农村实习、考察工作。[12](P136)此科的开办，也为当时中国的乡村建设活动培养了一批急需的专门人才，适应了社会的需要。

　　燕大的乡村建设在推行过程中，也注重借助各方资源，加强与中国*及民间机构的合作，进行优势互补。如燕大除与清华大学等单位在1928年开办了学制三年的农事讲习所(后改名“新农农业学校”)，帮助学员学习各种农业知识外，还自1929年开始每年举办冬期农事讲习班，由燕大农事试验场与社会学系合办，要求年龄18-45岁，家中务农通晓普通文字者，在四周时间内学习农业合作、养鸡新法、农业簿记、养蜂新法、果树园艺及普通病虫害防治等知识;[13]1936年4月2日，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金陵大学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北平联合成立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安排大学师生到农村进行实习改良活动。[14](P16)燕大当时根据协进会内部需求及安排，主要由社会学和社会工作学系、政治学系和教育学系的师生参与了该会的教育与社会行政方面的工作。1936年7月，燕大许多师生参加了山东汶上试验区的研究及实习工作，颇极一时之盛。当时汶上试验也涉及了调查、教育、经济、戒毒等多方面工作，取得显著效果。在社会行政方面，燕大学生实习地点较为广泛，得到了充分锻炼，了解了基层行政运作，如济宁县*秘书室、乡农学校、乡公所、村公所及其他社会事业之机关与团体都曾作为燕大学生的实习地。[14]此外，燕大教育学系还通过训练乡村教育人才、组织学校系统、开展社会教育来参与到该会的乡村建设试验中。如1936年，燕大教育学系即以河北定县为工作区域，并与河北省乡村建设研究院合作，开始组织学校系统，以此作为推动乡建工作的骨干。[15]可以说，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的成立体现了各乡建机关的密切合作精神，燕大也发挥本身的资源优势，为协进会工作尽了应有之力。

　　三、教会中学与神学院的活动

　　20世纪30年代，华北的多所教会中学、神学院也通过兴办农场、农科教育等形式参与乡村的社会、经济建设，期望普及农业科学知识，增加农民收入，并改良农村生活，提高农民在社会上的地位。

　　教会学校从事农业试验根本目的之一，即为产生农业上之优良材料及适合方法，以此介绍与农民，使其可应用于实际，而得以改良农民之经济状况。[16](P7)华北各校也通过多种形式推进农业改良试验。如山东潍县广文中学开设了农业部，购*了校田70余亩作为农场，对于合作农场及每年展览会，皆办理完善，还参加金陵大学与康奈尔大学合作的谷物改良，包括小麦、玉米、大豆等作物，而暑期学校则训练传道员与教员，使其明瞭乡村问题。该校的农业部还开设了农业和乡村社会学的课程，并派遣优秀毕业生到金陵大学学习农业课程。[17](P32)美国北长老会开办的山东峄县实业中学，则在金陵大学支持下，进行水果栽培、植树造林、病虫害防治、小麦改良等农业试验。后因学校未立案，1933年夏改为自助修道院，在传福音同时，为改良农村服务。学生于每年12月至次年3月间的三个月时间全体分组到乡间进行工作，如农事指导、开办平民学校及传福音。[18]该校还于1934年招生10名，皆为热心基督徒，以农场为校址，种地200多亩，养殖家禽，另有桃园、梨园及菜园。学生则是农忙做工，农闲读书。[19]此外，河北通县潞河中学则协助美国公理会举办多届讲授农业知识的冬期学校及多次农业展览会，并开设农场，进行改良种子试验，选得良种即用以推广，供学生实习劳作。美国美以美会开办的河北昌黎汇文中学也设立综合试验场，进行果树栽培、畜牧品种、农作物改良及蔬菜品种等方面的试验，并在昌黎一带推广。[20]

　　当时美国公理会开办的山西太谷铭贤学校的乡村建设比较出色，并成立了专门的农科。该校1928年10月筹设农科，分试验研究部、推广部、教授部三方面。其中试验研究部有作物组，分粟之改良试验、小麦区域试验、绵羊改良试验，土壤组分锄地试验、肥料试验;推广部则有农产物品竞赛会，并有绵羊、来航鸡及甜菜推广，还有中外果树的园艺试验，进行果树病虫害防治。[21](P331)该校的农科课程方面，主要开设作物生产课与畜牧课，其中一半时间为课室及试验室之研究，其余为田间及畜牧场之实习，并鼓励学生选修。铭贤学校除水旱试验场外，还在清源、交城设立分场，以便教员、学生在此研究、实习牧畜及果木种植等。该校的农科部门也不断变化，1933年时，农科分农场管理、农业经济、作物育种、畜牧、森林及农业推广六部，有职员13人，工友24人。[22]到1936年时，铭贤学校农业工作又分育种、畜牧、园艺、农艺、推广五组进行，其中育种、农艺两组，成立较早，试验的来航鸡、西洋苹果及小麦等改良品种，其质量、产量均为上等，已开始在山西部分地方推广，对农业技术之推进贡献颇多。该校农科工作也得到地方*支持与奖励，如1933年5月，山西省*主席阎锡山曾亲临铭贤农科参观，讨论农事，对其工作甚为赞许，后还派员与农科会商合作推广农事问题。[23]

　　为促进农村改良工作，铭贤学校于1933年在太谷的东杨家庄村设立农村改进会，下设农事、教育、卫生、娱乐、家政、保安、建设等股开展具体工作。[24]铭贤学校每年秋季还举行农产展览会，并注重与地方*合作，以便农民互相观摩比较，使农民得知选种及耕种方法之重要，以改良农业，增加生产。如1933年10月7日，第四届太谷农产展览会举行，分展览会场、贸易会场、娱乐会场三部分，有农作物、家畜家禽、图表标本60多种。翌年10月，又改为举行农品竞赛会，并缩小范围，选定三村分区举行3次，参观人数不下8000余人，所送竞赛物品亦有数千余件。[25]展览会的举行，对农民改变守旧农俗产生了积极影响，“农友对新式农具，不独留心到其用法，同时探询价值，和购*的地方。对于软布来羊，和玉蜀等，都发生了极大的爱慕和注意，给予他们不少相当的*”。[26]该校的农业推广工作，也让当地农民受益颇多，诸如农产竞赛会之开办，深耕之表演，农民训练班之创设，介绍药剂之防除病虫害，来航鸡种卵之推广，使农民从中深获其利，受到农民的欢迎。

　　铭贤学校为改造乡村，还于1935年春组织乡村服务委员会，与燕大合作，选择具有代表平原一般农村特点的贯家堡等村进行调查，编成《太谷县贯家堡村调查报告》。该调查包含地理、人口、家庭经济、生活费用、教育、卫生等项。[27](P1)此次调查的实施，也为该校建立贯家堡试验区奠定先期基础。1935年8月，铭贤学校贯家堡试验区选定太谷县以南，贯家堡附近20村为试验区，并成立办事处，开展各种乡村试验。教育上, 该区拟定贯家堡村普及教育办法，并成立贯家堡普及教育委员会，以学校、社会、传递三种方式按步进行，设立各种针对成年男子、妇女及儿童的学校，教授识字及生计、家庭训练等课程。[28]经济方面，则是针对农民生活生产困难，提倡合作社及小本贷款。1935年，该区曾联络各村举行合作讲习会四次，主要为农民讲授合作原理，解释合作规章，“嗣后各村农民，深感合作之需要，纷纷自动组织者有数村”。[29]到1936年初，试验区首先成立贯家堡合作社，后又陆续有三村成立合作社，主要进行信用放款及日用品*，都对农民生活、生产有极大帮助。在改良农产方面，试验区则利用铭贤的农科资源，进行改良玉米种与羊种的推广、来航鸡卵之介绍及猪瘟之治疗等，另还倡导动员农民植树。在卫生方面，则在贯家堡小学对学生开展卫生常识教育，为学生检查身体，并设一简单之诊疗所，完全义务治疗，还开设一处沐浴室。另设立卫生训练班，除授学员药物常识及简易治疗外，偏重种痘方法，后学员下乡施种牛痘。[30](P258-259)娱乐方面，办事处利用空闲时间先后设立民众图书馆、农民教育馆及民众俱乐部，白天农民可自由观览，夜间大批民众集于此下棋、练拳及奏乐; 该区还成立话剧团、音乐团及童子服务团。[31](P530)针对当地民众吸食*严重的现状，试验区还在贯家堡与村公所联合成立拒毒会进行禁毒宣传，并附设戒毒所为村民戒毒，另还为乡邻排解纠纷。[30](P259)

　　教会学校也有专门的农村训练课程或学习班，以灌输新农业知识以应现代农村社会之需要。如通县潞河中学开设农村服务科，为三年高中课程，其目的乃在造就农村教会服务区的领袖人才。保定同仁中学则成立了农场，开办蔬菜园艺科，栽种蔬菜30余种，一切工作自掘地、播种、施肥、灌溉，以至收成，统由师生合作。[32](P20)该校还为教会青年及学生专门开办了短期的宗教与农业训练班，除了学习宗教课程外，主要讲授作物学、养鸡、养蜂、果树、无线电等农业知识。[33](P194)此外，1937年铭贤学校还成立铭贤乡村服务专科学校，专门培养乡村人才。

　　华北各教会学校，为深入民间，服务民众，还常组织学生利用周末或假期到乡村服务。如1930年，山西铭贤学校乡村服务团有男女30余人，分儿童、成人、妇女等小组，每逢星期日轮流下乡，教授民众识字，宣讲国事、农业改良及家庭卫生常识，农民极表欢迎，并备茶汤招待;[34]保定同仁中学则成立乡村社会服务团，由老师指导学生到乡村服务，活动涉及成立平民学校、儿童工作、修路、植树及卫生工作等，多在附近村庄活动;[35]1935年，保定培德中学学生也组织农村服务团，除每日由各团员轮流分赴韩家庄及冯家庄张贴壁报外，另从事研究小活动电影、儿童工作及保健药箱之使用工作等。[36]教会学校学生也通过在乡村的实践活动，认识到了乡村的真实面貌及实际需要，利于他们更好地学习知识以为农村服务。

　　当时教会学校也注重女子家庭教育，在课程中有意培养学生相关技能，并成立相关团体，组织家庭问题演讲或讨论会。如山西铭贤学校在1931年成立了中学部女生家事学会，学会每月举行两次演讲会，邀请专家演讲家庭游戏、经济、儿童教育等问题，便于中学女生学习。[37]后铭贤学校还相继组织教职员家事研究会与女生部组织家事团，涉及烹饪、缝纫、手工等学习活动，由女教员及女学生随其所好，分别加入，以增强家事技能。[38]部分教会学校还专门在校内“模仿家庭”，陈列各类家庭用具，以供学生更好地学习理解。如保定同仁中学安排女生分批轮流住在“模范家庭”内，分掌总务、采*、炊事等家务，学习家事、缝纫、烹饪技术。[39]河北邢台真理妇女学道院设有中国式屋子5间，特布置为模范家庭，引人参观。该屋用一间为卧室，3间为客室与饭厅，一间为厨房。家庭的家长，即高二班和初四班的学生，每班2人，每半月更换一次。学生自己记账，自己整理屋子，自己煮饭，晚上自己有家庭礼拜，每日照旧上课。而他们平日所学烹饪、家政、簿记，各课都实地在该模范家庭中试验，对于学生的利益最大。[40]教会学校开展的家庭教育，利于女生毕业后在家庭中发挥应有作用，促进了家庭关系的改良。

　　华北的部分神学院此时期也不再单纯传授宗教课程，而是改变工作计划，重视到乡村服务。如山东德临叶氏学道院提倡改良农村及平民教育工作，该院的农村事业有农作物改良、农村*大会、农民节、铲除病虫害及猪、鸡种改良等;卫生事业则有公共卫生及家庭、个人卫生讲演，举办义务领袖训练班，午后与妇女们谈论家庭间应改良的一切事宜及基督化家庭的事宜。[41]山西汾阳崇道神学院则规定学生除宗教科目学习外，还学习手工、植棉学、造林学及卫生学等知识，开办农场供学生实习;该校还在石塔村设立生活服务区，学生前去乡村服务，开展活动涉及平民学校、妇女会、卫生事务所、巡回书库及农作物改良等。[42]1933年，美国美以美会等开办的北平汇文神学院也设立昌平乡村实验区，进行农事改良，提倡农民造林、养鱼，并成立信用社为农民提供*，开展平民教育及布道活动。[20]神学院致力于乡村建设的努力，改变了神学院学生脱离实际的弊病，增强了学生适应农村社会需要能力，也能为其更好地在乡村传教服务。

　　四、基督徒学生联合会与乡村建设

　　当时各教会学校的基督徒学生组织的联合会也积极响应乡村建设活动。如河北基督徒学生联合会(简称“河北联”)等倡导组织基督徒学生到乡村服务，其使命就是利用基督徒同学服务的精神和力量，来谋求乡村民众精神和物质的福利。[43]为此，河北联还开辟了数个乡村试验区。如1931年，经过认真调查，河北联决议在通县张家湾镇设立乡村试验区，以训练学生、改进乡村服务为目标。该工作分暑期乡村服务员训练学校及试验区两项，指导农民开展各种乡村改良活动，并编成《张家湾调查报告书》。[44]

　　河北联在1934年还将北平的北安河村定为乡村改进试验区，从事乡村改进的工作，根据当地需要，服务本区，并给学生以实习之机会。当时北安河村试验区工作期限为1934年2月至8月，工作人员在调查该村现状后，开展的具体工作涉及教育、卫生、娱乐、儿童事业、农业改造及自治等方面。[45]如试验区开展的教育工作有开办平民夜校、妇女工读学校、乡村图书馆、儿童运动场、民众学校及幼儿园等机构;农业工作有成立合作社，作物试验、园艺及畜牧试验;工业计划分毛线、棉线、漂染、*、家庭织布等;卫生方面则设立简易诊疗所，从事种痘等。[46]但该试验区工作为期仅半年，取得的成效也十分有限。

　　在北安河试验区结束后，1934年10月，河北联又选定萧家村为乡村改进试验区，从事调查、教育、卫生及农事改造等工作。试验区起初为了解乡村实际，曾调查该村区域风俗习惯、教育经济及农民生活状况，诸如民众思想之错谬、民众教育之崩溃、民众困苦之原因及家庭问题等，以为试验计划提供方向。[47]在教育方面，因农村失学儿童及文盲众多，试验区主要推行教育阅报、演讲会、儿童四进会、农村短期学校及改良私塾等，以改进乡村教育，而所学课程均采用最新之教授法及最适宜之课程，力求培养学生自动读书兴趣;该区的卫生工作则有提倡刷牙、家庭清洁、实行种牛痘及组织卫生演讲会;农事改造方面则有办理巡回学校，举办农产展览会，成立信用合作社及学习养蜂。[47]试验区还注重农民娱乐，有游艺会、音乐会及放电影等活动，并设置无线电，以丰富民众的精神生活，减少民众聚赌的机会。[48]此外，河北联还组织燕大、育英、慕贞、崇慈等北平各教会学校学生来该试验区实习，开展宗教教育、儿童、演讲、卫生等工作。[48]

　　除了建立专门试验区，各区联还定期组织学生到乡村服务。每年寒暑假，北平基督徒学生联合会都派遣乡村服务团，分赴各村镇实地工作，帮助乡民识字、传授现代农业和卫生知识等。如1930年12月，北平区联学生12队赴定县、蓟县、固安县等乡村服务，其中到定州服务的有来自5所学校的12人，他们为妇女会表演“孔雀东南飞”戏剧，“当时会场里落泪很多，他们对于来日婆母对儿媳的待遇改良上，的确有不少的贡献。因为自他们走后，我们去劝妇女入学的时候是特别的容易”。[49](P9)在河北地区，津东联所辖学校的乡村服务则分为四股开展工作，即工作交换股、乡村改进股、储蓄运动委员会与教义研究股。如在平民识字方面，贵贞女校青年会组织平民学校14处，分23班;昌黎汇文学校募集1000余元，建设平民学校校舍1处，丰滦中学则常到县城为农民放映影片。[50]保定区联的学校学生每年也组织寒假乡村服务团，但因为时间短少的缘故，不能实际参与农村建设工作，仅用宣传式的宗教演讲、常识演讲，并话剧、音乐等来唤醒民众。[51]

　　基督徒学生通过乡村服务，收获颇丰，真正认识到了中国农村实际需要。河北联1934年冬组织学生到琉璃河的吉羊村服务后，曾有成员感言：“农民现在唯一急迫的需要，是如何有饭吃。他们因为没有饭吃，什么教育，卫生，一切都不愿谈了。”[52]还有同学感慨道：“去农村时，自觉满肚子材料可以给农民，但是既到了农村又不知什么是他们需要的啦。其实他们什么都需要，所以不易选择那最需要的。”[53]但当地农民的保守也给改良带来了阻碍，农民不明白学生乡村服务的目的，极易发生误解，如“贵贞女校携留声机到乡村为农民唱演，农民皆不敢近听，恐为要钱，带杀虫药水到乡村为庄稼除害虫，农民以用此药水除虫，如与庄稼打*，愈打愈坏，故而拒用”。[54]

　　作为教会学校开展的乡村建设活动，其区别于其他乡村建设活动的特点即是将基督教社会伦理教导与乡民实际需要相结合，在开展各种试验的同时进行宗教传播。如有参与华北乡村建设的成员指出：“不要忘了我们是基督徒的团体，我们负着宣传福音的使命。农民需要经济的改善，同时也更需要灵性生活和道德的培养。”[55]当时学生为让民众接受福音，还用表演新剧的方式宣传。如有北平教会人士提出布道：“最好的方法是表演，不凭口舌宣传，只要做出来就是了。耶稣圣诞的前后，是最好的工作时间，学生喜欢也能做戏，这是表演‘现代博士’的一幕，是用现代的精神，做成博士，去崇拜耶稣圣婴。”[56]再如北安河村试验区也注重宗教工作，每周举办查经班2次，有家庭礼拜一处，另添设每日公共晨更一处，每周早礼拜一次。[57]育英学校学生在萧家村试验区工作时也具体负责宗教传播，组织儿童主日学与乡民礼拜活动。山东德临叶氏学道院、山西汾阳崇道神学院则在乡村工作中，有专门的布道人员通过留声机、演讲、唱诗歌及散发宗教册子等方式对乡民传教。但实际上因农民对于基督教的固有敌视，加之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冲突，导致基督教始终未能同在华佛教那样实现真正的中国化而得到民众的根本认同，故教会学校在乡村建设中的实际传教效果不佳。如到1937年，齐鲁大学龙山实验区虽然开展各种宗教活动，但在该区包括的150多个村庄中，却仅有100多名教徒。[58](P262)

　　五、结语

　　在此期间，虽然华北基督教教会学校的乡村试验活动地区有限，但在全国颇有特色与影响，参与改良的师生也在调查乡村积弊基础上，有针对地进行各项满足乡村需要的改良，并利用自身的学术、技术及资源优势，注重与地方*、民间团体密切合作进行乡村试验。从实际效果看，这些乡村试验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华北部分农村地区的落后境况，局部提高了农民的生产与生活水平，特别是其在畜牧、农业方面的试验品种在当地得到了推广，从经济、文化、医疗等方面传播了现代的农业、家庭及卫生知识。纵观此时期的基督教乡村建设，教育界与教会界的乡村建设的显著不同之处，也在于后者的宗教色彩相对浓厚，而教会学校的乡村建设则是将改变乡村面貌放在更加重要位置，宗教工作所占的比重并不多，且其有庞大的师生群体可以支持乡村建设活动的开展，也保证了改良活动成效更大。正是基于此，在20世纪30年代召开的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上，燕大、齐大及铭贤学校都派员报告了各自乡村试验情况，而教会组织的各试验区并无派员参加，这也是教会学校日渐本土化与世俗化的表现。

　　教会学校进行乡村试验区的建设，也体现出教会学校融入中国社会，致力于改变乡村现状的努力。许多教会学校师生通过乡村建设活动认识到了走进民众的重要性，认为到民间下乡应当坚持下去，并与民众打成一片，他们指出这“不是短期的事，不是带着与民间相隔天渊的生活而进入民间的事，乃是自作民众，以民众的生活为生活，由是而真革命的事”。[59]但是教会学校的乡村建设作为局部改良运动，在不触动土地关系、社会制度等核心问题前提下，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乡村现状，这也是其他乡村建设的通病。当时教会内部也认识到：“以往基督徒学生团体活动，只限于各种乌托邦式的零零碎碎的改良工作，所以永远没有效果。以后唯有与整个社会运动联系起来，谋民众生活的解放与发展的学运目标才能达到。”[60]而且各教会学校的乡村改良活动颇为零碎，并不统一，彼此的交流互补欠缺，多数学校在人才、经济、工作等方面缺少长期稳妥的规划，难以坚持长久。一些学校的改良也盲目照搬西方模式，部分试验并不切合当地实际，故在开展过程中也遇到本性保守的农民带来的各种阻力，特别是其意图传播基督教的效果更是甚微。随着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华北教会学校的乡村建设活动也受战争影响而陆续中断。

　　注释：

　　[1] 晋励新. 读农民宗教读本后的感想[J]. 希望月刊, 1934(9-10).

　　[2] 此两处实验区情况, 可详见拙文: 教会大学与民国乡村建设——以燕京大学清河实验区为个案的考察[J]. 北京社会科学, 2013(2);齐鲁大学龙山乡村实验区乡村建设活动及特点述论[J]. 齐鲁学刊, 2016(6).

　　[3] Ruralization Programme[J]. Cheeloo Monthly Bulletin, 1931(7).

　　[4] 本校农场过去及将来[J]. 齐鲁大学校刊, 1948(63).

　　[5]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第四届总议会议录[M]. 青岛, 1937.

　　[6] 齐大医学院组设良母训练班[J]. 北平医刊, 1937(4).

　　[7] 山东齐鲁大学将成立推广部[J]. 田家半月报, 1936(13).

　　[8] 胶济路局与齐鲁大学合办农事试验场概况[J]. 都市与农村, 1936(19).

　　[9] 农民福星, 义教试验区送匾[J]. 齐大旬刊, 1936(6).

　　[10] 于振周. 为燕大农事试验场取消畜牧部及果树园艺部与华北民众之商榷[J]. 燕大农讯, 1930(9).

　　[11] 第五届农产展览会记略[J]. 燕大农讯, 1930(8).

　　[12] 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编刊. 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训练研究委员会纪录[M]. 北平, 1936.

　　[13] 燕京大学第二届冬期农事讲习班招生简章[J]. 燕大农讯, 1930(8).

　　[14] 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编刊. 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工作大纲: 1936-37年度[M]. 北平, 1949.

　　[15] 周学章. 再论以学校为中心而推动乡村建设[J]. 教育学报, 1941(6).

　　[16] 穆懿尔. 铭贤学校农科工作概况报告[M]. 太谷, 1935.

　　[17] 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 中华基督教会年鉴: 第十一期[M]. 上海: 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 1931.

　　[18] 刘广志. 西北与峄县[J]. 消息, 1933(5).

　　[19] 刘广志. 由清水河道峄县[J]. 真理与生命, 1934(6).

　　[20] 关于美国公理会、美国美以美会开办学校的乡村试验情况, 详情参见: 毕晓莹. 美国公理会与民国通县乡村建设探析[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12(2);张德明. 美国美以美会与民国华北乡村建设[J]. 近代中国, 2014(23).

　　[21] 乡村工作讨论会. 乡村建设实验(第二集) [M]. 上海: 中华书局, 1935.

　　[22] 杨子春. 铭贤农科概况[J]. 铭贤周刊, 1933(33).

　　[23] 杨子春. 阎百川先生参观农科[J]. 铭贤周刊, 1933(33).

　　[24] 山西太谷铭贤学校之农村改进运动[J]. 村治, 1933(2-3).

　　[25] 太谷铭贤中学[J]. 教育季刊, 1935(1).

　　[26] 山西铭贤学校农科第一届农品竞赛会概况[J]. 铭贤周刊, 1934附刊.

　　[27] 武寿铭. 太谷县贯家堡村调查报告[M]. 太谷, 1935.

　　[28] 铭贤学校贯家堡乡建近况[J]. 民间, 1935(16).

　　[29] 铭贤学校推广合作事业[J]. 民间, 1936(20).

　　[30] 信德俭. 学以事人、真知力行:山西铭贤学校办学评述[M].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0.

　　[31] 乡村工作讨论会. 乡村建设实验: 第三集[M]. 上海: 中华书局, 1936.

　　[32] 河北省教育厅编印. 教育部视察员视察河北省教育报告[M]. 保定, 1934.

　　[33] 郑新芳. 保定百年一中校史资料汇编[M]. 香港: 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2006.

　　[34] 王俊武. 山西铭贤学生事业概况[J]. 消息, 1934(5).

　　[35] 萧锦铸. 暑假后的保定学生事业[J]. 消息, 1934(8).

　　[36] 培德学生农村服务近讯[J]. 消息, 1935(6).

　　[37] 中学部女生家事学会成立[J]. 铭贤周刊, 1931(25).

　　[38] 组织家事团[J]. 铭贤周刊, 1935(5).

　　[39] 保定同仁中学乡村服务工作[J]. 教育季刊, 1936(3).

　　[40] 河北邢台家庭运动布道周经过[J]. 总会公报, 1933(2).

　　[41] 德临叶氏学道院1934年报告书[Z]. 天津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 401206800-J0252-1-003019.

　　[42] 汾阳崇道学院1935年报告书[Z]. 天津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 401206800-J0252-1-003019.

　　[43] 张钦士. 乡村服务之使命[J]. 微音, 1930(2).

　　[44] 于德纲. 河北联乡村事业张家湾报告书(续)[J]. 葡萄树, 1932(2).

　　[45] 魏永清. 河北联乡村改进试验区工作计划草案[J]. 葡萄树, 1934(1).

　　[46] 中国基督徒学生运动河北联乡村改进试验计划草案[J]. 葡萄树, 1934(2).

　　[47] 张丕承. 河北联近况[J]. 中国学运, 1935(2).

　　[48] 张丕承. 到农村去:中国学运河北联乡村改进实验区萧家村实验区鸟瞰[J]. 中国学运, 1935(1).

　　[49] 韩玉珊. 定州队走后给我的感想[J]. 消息, 1931(7).

　　[50] 王同. 津东秋令会之印象[J]. 消息, 1934(10).

　　[51] 保定基督教学生服务团的一瞥[J]. 保定青年, 1936(11).

　　[52] 赵景芬. 吉羊村归来[J]. 消息, 1935(4).

　　[53] 陈纯英. 这次乡村服务的我见[J]. 葡萄树, 1935(3).

　　[54] 王同. 津东秋令会之印象[J]. 消息, 1934(10).

　　[55] 魏永清. 写在乡村服务结束之后[J]. 葡萄树, 1935(3).

　　[56] 全绍武. 北平学生事业简报[J]. 华北公理会月刊, 1930(3).

　　[57] 中国学运乡村改进委员会报告书[J]. 中国学运, 1934(1).

　　[58] 陶飞亚, 刘天路. 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5.

　　[59] 赵紫宸. 中国基督教学运问题的商榷[J]. 真理与生命, 1936(8).

　　[60] 学运的信仰与使命的讨论报告[J]. 中国学运, 1935(1).

以上就是好一点整理的张德明：教育与改良——20世纪30年代华北基督教教会学校乡村建设述论相关内容，想要了解更多信息，敬请查阅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