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八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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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八次会议

不知道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八次会议 的具体情况
但知道红四军第9次党代会
红四军在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古田召开的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
古田会议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认真总结了南昌起义以来建军建党的经验，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核心内容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重申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等事关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性问题。由*同志起草的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的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中国*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其精神至今仍然是人民*行动的基本遵循和原则。(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该会议解决了如何把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它所确定的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和从政治上建军的原则，为后来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成功实践奠定了基础，为中国*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古田会议因此称为是党领导下的军队 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党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思想的形成、发展，则是党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丰富的内容和组成部分。
中国*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于闽西古田会议）⑴
一、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
二、党的组织问题
三、党内教育问题
四、红军宣传工作问题
五、士兵政治训练问题
六、废止肉刑问题
七、优待伤病兵问题
八、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关系问题
一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
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非常之浓厚，对于党的正确路线之执行，加了极大的妨碍，若不澈底纠正，则中国广大革命斗争加于四军的任务，是决然担负不来的。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倾向的总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最大部份是建筑于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之上，然党的指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倾向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正确路线的教育，亦是使这些不正确倾向存在和发展的重大原因。大会站在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之上，指出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不正确倾向的来源，表现，及其纠正方法，号召同志起来澈底的加以肃清。
甲、单纯军事观点
（一）单纯军事观点的来源
（1）政治水平低，因此不认识政治的领导，不认识红军的任务与白军的根本不同点。
（2）雇佣军队的残余，特别因历次作战俘虏兵甚多，此种分子加入红军，带来了浓厚的雇佣军队观点，使单纯军事观点在下层有了基础。
（3）因有以上二个原因，便发生第三个原因，就是过分相信军事力量，而不相信群众力量。
（4）党对于军事工作没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也是形成一部分同志发生单纯军事观点的原因。
（二）单纯军事观点在红军一部分同志中非常发展，其表现如
（1）承认军事政治二者的对立，不承认军事只是达到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甚至还有说“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的，则更进一步承认军事是政治的领导了。
（2）认为红军的任务也和白军相仿佛，只是单纯打仗的，不知道红军的任务，在意义上，是一个执行阶级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在工作上，特别中国现在的工作上，他决不仅是单纯的打仗的，他除了打仗一件工作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设政权等重大任务。红军之打仗不是为打仗而打仗，乃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设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宣传组织武装政权等目标，就完全失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根本失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3）因此，在组织上把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这种路线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垄断政权，离开阶级地位之危险，如*军队所走的道路一样。
（4）同时在宣传上，忽视宣传队工作的重要任务，在群众组织上，忽视士兵会的组织及工农群众的组织，结果，宣传与组织工作都成了取消的现象。
（5）打胜仗就骄傲，打败仗就消极。
（6）四军本位主义，一切只为基本队伍打算，不知武装地方群众是红军重要任务之一，这是一种放大些的小团体主义。
（7）有少数同志囿于四军局部环境，以为除此以外就没有革命势力了，因此保存实力避免斗争的观念非常浓厚，这乃是机会主义的残余。
（8）不顾主客观条件，犯着革命急性病，不愿意艰苦地做细小严密的群众工作，只想大于，脑筋里充满着唯心的幻想，这又是盲动主义的残余。
（二）纠正的方法
（1）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肃清单纯军事观念的理论根源。同时还要肃清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的残余，打破四军本位主义。
（2）加紧官兵的政治训练，特别对俘虏的入伍期教育要加紧。同时尽其可能由地方政权机关选派有斗争经验的工农分子，加入红军，从组织上削弱以至去掉单纯军事观点的来源。
（3）发动地方党对红军党的批评，及群众政权机关（苏维埃）对红军的批评，以影响红军党及红军官兵。
（4）党对军事工作部分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后，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
（5）编制红军法规，明白地规定红军的任务，军事工作系统和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红军与群众的关系，士兵会的权能及其与军事政治机关的关系。
乙、极端*化
（一）红军在接受中央指示之后，极端*化的现象确实减少了许多，如党的决议比较的能够执行，“由下而上的*集权制”，“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定”等口号没有人说了，都是事实。但在实际上，这种减少的现象只是表面的减少罢了，决不是在一般党员观念里头根本肃清了极端*化的思想，这就是说极端*化的毒根还深中在许多同志的心中，如决议案之执行表现勉强的态度，就是证据之一。
（二）纠正的方法
第一，是从理论上扫除极端*化的根苗。首先要指出极端*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斗争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必然的走到革命的失败，同时亦就是帮助了统治阶级反革命寿命的延长。其次要指出极端*化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小农生产及城市小资本）的自由散漫性，这种自由散漫性带到党内就成了政治上的组织上的极端*化思想。这种思想是和无产阶级斗争的任务根本不相容的，客观上实在是反革命思想的一种。具有这种思想的人，若不努力纠正，任他发展下去，必然的要走到反革命的道路上去。
第二，是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生活。其路线是：
1．党的指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寻的中枢。
2．上级机关要明白下级机关的清况，及群众生活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社会来源。
3．党的各级机关决定事情不要大随便，一成决议，便须坚决执行。
4．上级机关的决议，凡属重要一点的，必须迅速地传达到下级机关及党员群众，其方法就是开活动分子会，或支部以至纵队的党员大会（须查看环境的可能），派人出席作报告。
6．党的下级机关及党员群众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要详尽的讨论，以求澈底了解指示的意义，并决定对他执行的方法。
丙、非组织意识
四军党内非组织意识，表现在各方面的很多，最显著的有如下列三种：
（一）非少数服从多数
如提议被否决，表现非常的呕气，及不诚意执行党的决议案，都是这一种的例子。
纠正的方法
（1）会议上要使到会人尽量发表意见，明了对有争论的问题，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调和敷衍下去。一次不能解决二次再议（以不妨碍工作为条件），期于得到明晰的结论。
（2）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应在党的第一次会失败之后，下一次会议未开之前，必须拥护多数的决议，除在下一次会议得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
（二）非组织的批评
（1）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加增党的战斗力的武器，但红军党内批评，很多不明白这种意义，而误用了去攻击个人，结果，不但毁坏了个人，而且毁坏了党的组织，这完全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意识的表现。纠正的方法，在于使党员明了批评的意义，是加增党的战斗力以达到阶级斗争的胜利，完全不能利用批评去做攻击个人的工具。
（2）许多党员不在党内批评而在党外批评，这是因为没有建设党的组织的政治意义于一般党员观念之中，因此不懂得党的组织（会议等）的重要，以为批评在组织内组织外没有什么分别的原故。这种结果，亦足引导党走上毁坏的道路。纠正的方法，就是建设党的组织的政沿意义子一般党员观念之中，这样方能从根本上肃清一切不负责任的给群众以坏影响的非组织的批评。
（三）一部份党员特殊化
借口事情忙，实际是不愿意接近群众，又伯群众批评，因此不到支部大会和小组会，到会亦不作工作报告，种种异于一般党员，其结果，脱离群众，脱离党。在此事件上支部负责人不但不纠正这种现象，反有怕了这些特殊党员的表现。
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
第一，红军历来有一个重大的错误，就是党的机关很少注意军事工作的讨论，因而也没有督促军事负贵同忠于党的会议中，经常提出关于军事的计划（如训练计划，管理计划，作战计划等）及报告。结果党的讨论离开了军事，军事负责同志也忘记了应该受党的领导和对党作报告，致使红军的军事工作成为一种党的机关和一般党员所不明了的特殊部分，这样不仅对党员军事化一个任务大有妨碍，而且使党与军事分离，有成为党不能领导军事的危险。
第二，因为有上述党的任务上的重大错误，致使一部分负军事责任的同志成为党内的特殊部分。同时负其他工作责任的同志，对于支部会议也有许多不愿意到会的，及到会不说话的特殊化了的人。这样就是使红军党的支部生活所以成为现在这种偏畸的不健全的状态的原因。
纠正的方法：第一，党的各种会议（从支部到前委）均须将军事计划及报告列于议事日程，加以讨论和决定。第二，不论担负什么工作的党员，均须出席支部大会及小组会，并作工作报告，不得无故不到。
丁、绝对平均主义
（一）红军中绝对平均主义，曾经有一个时期发展得很利害，经过许多奋斗，确实减少了好些，但尚有许多渣滓残余着。如发给伤兵用费，反对分伤轻伤重，要求平均发给。官长骑马不认为工作需要，而认为不平等制度。分东西要求极端平均，不愿意有特别情形的部分多分去一点。背米不顾大人小孩体强体弱，只要平均背。分房子要分得一样平，司令部打了一间大一点的房子也要骂起来。派勤务要派得一样平，稍为多做一点就不肯。甚至在一付担架两个伤兵的情况，宁愿大家抬不成，不愿一个人抬了去。以上这些例子，都证明红军官兵中绝对平均主义并没有从群众头脑里头根本的去掉，所谓去掉了一些，只是部分或形式的罢了。
（二）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实在是和政治上极端*化-样，都是手工业小农经济的产品，不过一则见之于政治方面，一则见之于物质方面罢了。
（三）纠正的方法，在理论上指出绝对平均主义，不但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时期，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种幻想，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时期，物质的分配亦当按照各人及各工作的需要，决然无所谓绝对平均。在红军中，物质的分配应该做到最大限度的平均，如官兵薪响〔饷〕平均等，因为这是现时环境红军斗争的需要。但必须反对一切无理由的绝对平均主义，因为这不是斗争的需要，适得其反，是于斗争有妨碍的。
戊、唯心观点
（一）唯心观点，在红军党员中是非常浓厚的，其结果对政治分析，对工作指导，对党的组织，都有非常大的妨碍。因为政治上的唯心的分析和工作上的唯心的指导，其必然伴随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对于党内唯心的批评精神，不要证据的乱说，或互相猜忌，其结果往往酿成党内无原则的无意义的纠纷，破坏党的组织。关于党内批评问题，除开唯心批评精神之外，还有应该要说及的，就是非政治的批评精神。批评的任务，不明白最大的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其次才是指出组织上的错误，至于个人小的缺点及小的技术方面，如果不是与政治的及组织的错误有密切的联系，则不必多所指摘，使同志们无所措手足。而且技术的批评一发展，党内精神完全集注到寻常技术方面，人人变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必然要忘记党的政治任务，这是最大的危险。红军党内技术的非政治的批评精神，是和唯心论的非科学的批评精神一样，必然要得到（而且已经得到）他的最坏的结果。
（二）纠正的方法
唯一的是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教］都政治化，科学化。要达此目的，就要：
（1）教育党员用马克司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唯心方法的分析和估量。
（2）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借此来决定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了实际调查，便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党内批评要肃清唯心的和技术的作风，说话要有证据，讨论工作要注意他的政治意义。
己、个人主义
（一）红军党内个人主义的表现，有如下各种：
（1）报复主义。在党内受了士兵同志的批评，到党外找机会报复他，打骂就是报复的手段，这种例子很多。还有，在党内亦寻报复，你在这次会议说了我，我就在下次会议找岔子报复你，这种例子亦不少。这种报复主义，完全从个人观点出发，不知有阶级利益，亦不知有整个党的生活，只知有自己个人，他的目标不在对付敌人阶级，而在对付自己队伍里的别的个人，这是很能削弱党的组织，削弱战斗力的一副销蚀剂。
（2）小团体主义。表面上是个人主义的放大，骨子里仍然是极狭隘的个人主义，他同样的具有很大的销蚀作用和离心作用。红军中历来小团体的风气很盛，奋斗的结果消灭了许多，但残余是依然存在的，还须加上奋斗的努力。
（3）雇佣观念。不认识党和红军都是执行阶级任务的工具，而自已是其中的一员。不认识自己是斗争的主体，而认斗争与自己无与，自己是仅仅对红军长官或党部机关负责任，而不是对革命负责任。这种雇佣革命的观念，在红军中颇为发展，这是无条件努力积极活动分子所以不多的原因。雇佣观念不肃清，积极活动分子便无由增加，革命的重担便始终放在少数人的肩背上，这是于斗争不利的。
（4）享乐主义，个人主义见之于享乐主义方面者。他们经常的希望是队伍开往大城市，他们之要到大城市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为了享乐。他们最不乐意的，就是在生活艰难的红*域工作。享乐主义的结果，就是只顾个人利益，不顾整个革命，不顾团体行动。
（5）消极怠工。稍不遂意就消极起来，怠工起来。消极怠工之由来，固然根本上是出于个人主义，由于他没有真确的阶级任务的认识，但尚有党内及军中处置事件，分配工作，或执行纪律不适当的客观原因。
（6）离队观念。红军中工作的人要求脱离队伍调地方工作的与日俱增，其原因亦不完全是主观的个人主义，尚有1．红军物质生活过差；2．长期斗争感觉疲劳；3．处置事件，分配工作，或执行纪律不适当等客观环境的原因。
（二）个人主义的来源，在于小农思想直到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到党内。纠正的方法，主要是用教育的方法，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再则处置事件，分配工作，执行纪律要得当。并要设法改善红军的物质生活，利用一切可能时机休息整理，以改善客观条件。
庚、流寇思想
（一）红军中流寇思想的来源，在于（1）红军中游民无产阶级占大多数，这是近的原因。（2）全国特别是南方各省游民大众之存在，这是远的原因。由于远近的两个原因，就产生了红军中的流寇主义的政治思想和行动主张。但是黄巢，李阁，洪秀全式的大规模的流寇行动，是帝国主义统治着的中国特别是进步的武器（手榴弹、钢炮、机关枪等），进步的通讯方法（军用*及无线电等），和进步的运输方法（汽车轮船铁路），已经输入了的现时代的中国所不许可的，因此流寇思想自然不会成为红军中最后有力的主张。但是他的影响，表现于各方面仍是很大。如（1）不愿坚〔艰〕苦耐劳的帮助群众建设政权，由此去扩大政治影响，而只想用流动方法去扩大政治影响。（2）扩大红军的组织路线，不走由扩大地方赤卫队地方红军以至于扩大非地方红军的路线，而要走“招军*马”“招降纳叛”去扩大红军的路线。（3）不耐烦和群众在一块作艰苦的斗争，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凡此一切流寇主义的表现，妨害革命加于红军巨大任务之执行非常之厉害，故肃清流寇思想，实为红军和党内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
（二）纠正的方法：
（1）从教育上去变更党内游民成分的不正确思想，以肃清流寇主义。
（2）对现有红军基本队伍及以后新来俘虏兵，加紧反流氓意识的教育。
（3）引导有斗争经验的工农积极分子加进现有红军队伍，改变他的成分。
（4）从斗争的工农群众中创造出新的红军。
辛、育动主义的残余
（一）红军党内对盲动主义的斗争，已经尽了颇大的努力，但不能说已经充分，因此红军盲动主义的思想和行动虽然已经克服了许多，但尚存留着一些残余。盲动主义的来源，是由流氓无产阶级意识和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汇合所构成的。他的表现，如（1）不顾主客观条件盲干。（2）城市政策执行不充分不坚决。（3）军犯松懈，特别是打失败时。（4）不要群众基础的烧屋行为，各部队还有一部分的存在。（5）枪毙逃兵制度和肉刑制度，亦有某些成分是出于盲动主义者。
（二）纠正的方法：
（1）从理论上肃清盲动主义。
（2）制度上，政策上，纠正盲动的行为。
二党的组织问题
红军党的组织问题现在到了非常严重时期，特别是党员的质量之差和组织的松懈，影响到红军的领导与政策的执行非常之大。大会对这个问题特作详细的分析与决定，同志们应站在大会精神之上努力去改造党的组织，务使党的组织确实能担负党的政治任务，才算得到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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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田会议中心思想是什么？

古田会议决议案的中心思想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古田会议根据*中央批示，选举产生了新的*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当选为书记。

会议议程

1929年12月下旬，中国*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大会由陈毅主持。会上，*根据中央来信的精神和红四军具体情况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中央批示信并作反对枪毙逃兵的报告。

会议认真总结了红军创建以来党在同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统一了思想认识，一致通过了多种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决议。这些决议案系统地解决了建党建军的一系列根本问题。

在军队建设方面，决议案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个军队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

这个规定，从根本上划清了新型人民军队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决议案阐明了军队同党的关系，指出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全心全意地为着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批评了那种认为军事和政治是对立的，军事不要服从政治，或者以军事来指挥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

在党的建设方面，决议案着重地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并从红四军党组织的实际出发，全面地指出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办法。

决议案在着重强调党的思想建设的同时，又指出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必须坚持*集中制，反对极端*化、非组织观点等错误倾向；并且提出了注意提高党员质量，加强各级党组织的工作等要求。

古田会议决议案的中心思想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古田会议根据*中央批示，选举产生了新的*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当选为书记。

背景

井冈山会师之后，红四军成为当时中国*领导下的力量最强的一支武装队伍，也招致了国民革命军的大力围剿。

1929年初，红四军在巨大压力下撤出湘赣苏区，转而转战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在此期间，作为南昌起义余部代表的朱德和秋收起义部队代表的*，对许多问题产生了分歧和矛盾，形成了“朱毛之争”。

当时，*对红四军进行领导的三个机构：*湖南省委前委、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前两个均是*任书记，后一个先后由陈毅、朱德任书记。1929年2月3日，红四军召开罗福嶂会议，在会议上，*成功地取消了红四军军委，将其改为政治部，毛兼任政治部主任。

1929年6月，在福建龙岩县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选举军党委和军委书记，大多数代表都投票陈毅为军委书记，只有林彪少数几个人投票*为军委书记。随后，*根据前委决定，到闽西蛟洋（今上杭县蛟洋镇）养病。

1929年9月，陈毅化装绕道香港去上海，参加党中央召开的军事联席会议，向中央军委汇报红四军七大的情况。根据联席会议精神和周恩来的指示，陈毅代中央起草了《*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史称“中央九月来信”；

来信强调红四军全体指战员要维护朱德、*的领导，并指定*仍为红四军前委书记。

1929年9月召开过红四军八大。

以上内容参考 百度百科-古田会议

全国八大红色革命根据地是哪八大根据地？

1、广东东江革命根据地：（1927.5～1935.11）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央召开“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反动派的方针。

2、湘赣根据地：（1927.11～1931.11）1927年10月，*率秋收起义部队进入井冈山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

3、赣南根据地：（1927.12～1931.11）1927年11月，赣西特委在泰和、万安、吉安等县领导农民起义，建立革命政权。

4、闽西根据地：（1928.8～1931.11）1928年8月，闽西特委先后在平和、龙岩、上杭、永定等县领导农民起义，建立以永定县溪南区为中心的10余个乡的革命政权。

5、湘鄂赣根据地：（1928.7～1931.11）1928年7月，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领导平江起义，组建红五军。后转战湘鄂赣边开辟根据地。

6、赣东北根据地：（1928.5～1931.11）1928年1月，以方志敏为书记的中代弋、横工委领导以了江西弋阳、横峰为中心的信江地区农民起义，开辟赣东北根据地，后成立信江特区苏维埃*。

7、鄂豫皖根据地：（1927.11～1931.11）1927年11月，黄麻特委领导黄安、麻城农民起义，开辟以河南光山县柴山堡为中心的鄂豫边根据地

8、湘鄂西根据地：（1928.3～1931.11）1928年3月，贺龙、周逸群在桑植、鹤峰领导湘鄂边武装起义，建立红四军（后改红二军）及部分县革命政权，开辟湘鄂边根据地。

古田会议后*写了哪篇著名文章？

古田会议后*写了著名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10月30日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召开。为什么要选古田这样一个小镇来召开如此重要的会议？因为这里是我们党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的地方，是我军政治工作奠基的地方，是新型人民军队定型的地方。《*报》曾刊登古田会议纪念馆原馆长傅柒生撰写的报告文学《古田会议的前前后后》，详尽叙述了1929年冬天的古田会议如何消除党内“红旗还能打多久”悲观情绪，直指军内的种种旧军队积习，使红军成为党和人民的军队的历史。
*和朱德为述争议
各作一篇文章
1929年5月底，在闽西永定县湖雷镇，红四军的前委扩大会议上，以*和刘安恭为代表的双方就要不要设立军委的问题针锋相对，越争越激烈，会议不欢而散。6月8日，在上杭县白砂镇早康村的严氏祠堂——“东洋堂”里，红四军再次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继续湖雷未完的讨论。虽然会议最终以36票赞成、5票反对集体通过了撤销红四军临时军委的决定，但一向默契的朱毛在此事上的明显分歧却让会议的气氛跌到了低谷。
早康会议后，陈毅担任政治部主任，代理红四军前委书记。为了尽快结束争论、统一思想，他代表红四军前委，要求*和朱德各作一篇文章，详细陈述自己的思想。
6月14日，*以给林彪复信的形式写了一篇长文章，把红四军党内争论的内容归纳为14个问题，逐一进行了条分缕析，尖锐地指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个人主义与反个人主义的，亦即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的斗争，是四军历史问题的总线索。”这封信虽是个人观点表达，却有特别的全局意义，被史学界认为“是关于建军建党问题的重要文献”，为古田会议的召开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翌日，朱德如同答辩一般，也以给林彪复信的形式向红四军前委交卷。陈毅干脆把这两封信同时刊登在了红四军前委机关刊物《前委通讯》第3期上。朱毛之间的不同意见和观点，如今随着信件的公开，全没了“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意味，引得官兵们好奇围观。
一场原本是由刘安恭挑起的争论，就这样发展成为红四军最高领导人之间的意见对立。然而，客观形势已经不能允许红四军内部再这样争论下去了。鉴于蒋介石调集了闽、粤、赣三省*军队“会剿”闽西革命根据地和红四军，必须尽快统一思想，团结对敌。
22日，红四军前委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会上，主持人陈毅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目的很明确，是想统一认识，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朱毛朱毛，朱不离毛，毛不离朱。”朱德和*都深深地知道彼此不可分割，只有朱毛合力，红四军才有发展有前途。可是，人处在争执之中的时候，往往并不容易相互服气。为了打破僵局，陈毅采取了对*和朱德“各打五十大板”的调和折中方式：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朱德党内警告处分。
一旦达成共识，*和朱德便团结一致向前看
“七大”之后，*提出去莫斯科留学兼休息一个时期的申请，得到了红四军前委的批准。在等待中央的批准之前，前委决定让身体时好时坏的*先到闽西地方养病并指导*闽西特委工作。7月8日，*偕同蔡协民、谭震林、江华、贺子珍、曾志等人离开龙岩，辗转上杭的蛟洋、苏家坡、大洋坝，永定的岐岭、湖雷、堂堡、合溪等地。这一走，就是4个多月。
4个多月里，*一边指导地方党的工作，一边有机会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深入的思考。这时，他接到了陈毅的来信：“我从中央回来，于10月22日到军部。我俩之间的争论已得到正确的解决。七次大会我犯了错误，八次大会的插曲更是错误的。见信请即归队，我们派人来接。”
原来，*愤而离开红四军去往蛟洋后不久，陈毅便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红四军的情况。基于陈毅的客观汇报，*中央专门成立了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的委员会，在反复研究讨论取得意见一致的基础上，由陈毅起草、周恩来签发了《*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来信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充分肯定了红四军两年来的斗争经验和正确做法，并对红四军党内的争论问题作了结论，明确要求朱、毛团结合作，*“应仍为前委书记”。
这段时间里，朱德奉中央和福建省委的指示率部向东江出击时，结束了粤桂军阀战争的粤军蒋光鼐部折回东江对付红军。而前委没有觉察到敌情的变化，依照命令二次进攻梅县，遭到强敌反击，伤亡惨烈。东江失利，使红四军的干部战士更加想念*。其实，在9月下旬，一心想了却“七大”分歧之憾的朱德在上杭城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八大”，没承想会议在无组织状态中开了3天，却毫无结果可言。朱德也越发清醒地认识到，红四军缺少*的政治核心作用是不行的。
11月26日，红四军重返闽西、进占长汀后的第三天，*在*福建省委巡视员、省常委兼组织部长谢汉秋的陪同下由苏家坡抵达长汀，与朱德和陈毅把此前的不愉快冰释。
28日，*在长汀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红四军移师连城新泉，开展政治整顿和军事训练，并根据“九月来信”精神准备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朱毛之争”终于尘埃落定！这场争论虽然给红四军的革命历程带来了一些坎坷，但始终是站在党的立场上的公开讨论，并无派别之分。而且一旦达成共识，*和朱德便不再纠缠于争论，团结一致向前看。
1929年12月28日在古田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古田位于福建省上杭县东北部，是被梅花山南麓莽莽群山怀抱着的一个集镇。群山中有一彩眉岭，岭下有一丘田形似“田”字，故有人以“古垦之田”来称谓此地。
12月中旬朱毛红军由新泉来到古田。半个多月里，为了做好古田会议的准备工作，*废寝忘食，忙碌异常。白天，他连续召集各种调查会、座谈会，与支队、大队基层干部和士兵代表一道揭露存在于四军中的种种错误思想和不良倾向，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晚上，在前委机关驻地“松荫堂”的灯光下整理资料，起草决议。
1929年12月28日，雪花覆盖了古田的山川和大地，也给彩眉岭下的曙光小学披上了洁白的盛装。曙光小学原是廖氏宗祠，辛亥革命后改为古田历史上第一所小学——和声小学。1929年5月，红四军首次进驻古田，又把和声小学改名为曙光小学。
会场里燃起了数堆篝火，120多名代表围火而坐，不约而同地把头转向挂有“中国*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红色会标下的主席台。
陈毅首先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还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废止肉刑和反对枪毙逃兵问题的专题发言。朱德则作了军事报告，“从红军建军一直谈到目前”，全体代表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站上主席台，开头就说：“同志们，大会主席陈毅同志要求我来向大会作报告。我想报告一些什么东西好呢？依我看啊，红军第四军的*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
“首先，我要讲一讲单纯军事观点。这个问题至关重要，不搞清楚单纯军事观点的来源、表现和危害，对于我们四军如何建设，就会无从下手，也就不可能取得进步。红军自从成立以来，单纯军事观点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还在红军一部分同志中非常发展。红军与白军的任务是不相似的，如果单纯是为了打仗，红军确实与白军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我们既然是红军，是人民的军队，就要与白军不一样，就不能只认打仗这一项工作，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因此，我要指出来说，我们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古田会议开了两天，一致通过了*起草的《中国*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史称“古田会议决议”）。大会重新选举了前委委员，*当选为前委书记。
会后*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曾经在红四军中发生尖锐冲突和思想对立的一场争论，最终在古田烟消云散，完全化解。
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是红四军的一件大喜事，就在大家兴高采烈、群情振奋之际，时任红四军前委委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的林彪却给近在咫尺的*写了一封新年贺信，流露出心中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的估计。
新年的第5天，*在古田赖坊“协成店”简陋的小屋里，提笔给林彪写了一封7000多字的长信，后来公开发表时取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信中，*深刻批判了红军中一部分同志的悲观思想，并提出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思想建党、政治建军！这是古田会议的核心思想和伟大创造。
会议结束后的第8天，*向中央报告说，“大会决议及中央指示，即在理论上克服各种倾向，一一执行的问题，当待今后的督促与奋斗。此一月的光阴易过，红军在表面中在于政局没有惊人的斗争，但于今后斗争，却建立了基础”。短短几句话，昭示了古田会议深远的意义。
1930年1月初，*军对朱毛红军及闽西苏区的第二次“会剿”开始实施。为了打破“会剿”，红四军决定由古田转向赣南，再一次采取“围魏救赵”的方法，打破一面找出路。这一次行动获得了成功，喧嚣一时的“会剿”黯然收场。1月下旬，*与朱德各自率领的部队在江西广昌东韶会师。在古田会议的光芒照耀下，朱毛红军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
如今，85年的时光已然飘逝。然而，古田会议的精神光辉却依然光芒万丈。
据《*报》，原文有删减。本文作者傅柒生为古田会议纪念馆原馆长、福建省龙岩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开国八大元帅是哪几位？

是十大元帅，分别是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

1、朱德

朱德，四川仪陇人，生于1886年，1922年在德国留学期间加入*。他是八一南昌起义领导者之一，在井冈山任红四军军长。先后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红军总司令、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总司令。

2、彭德怀

彭德怀，湖南湘潭人，1928年加入*，同年7月发动平江起义，此后曾任红一方面军副总司令、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他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3、林彪

林彪，湖北黄冈人，1925年加入*，1930年接任红四军军长，次年又任红一军团军团长，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时指挥了平型关战役，任东北野战军(四野)司令员指挥了辽沈、平津战役。

4、刘伯承

刘伯承，四川关县人，1926年加入*后历任红军参谋长、一二九师师长、中原野战军(二野)司令员。

5、贺龙

贺龙，湖南桑植人，生于1896年，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并加入*。他历任红二方面军总指挥、一二O师师长、晋绥野战军司令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6、陈毅

陈毅，生于1901年， 四川乐至人。1923年加入*，南昌起义后与朱、毛组建红四军。后历任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新四军代军长、华东野战军(三野)司令员兼政委。

7、罗荣桓

罗荣桓，湖南衡山人，生于1902年。 1927年加入*。历任红四军政委、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四野政委 。

8、徐向前

徐向前，1901年生于山西五台。1927年加入*后历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一二九师副师长、华北军区副司令员等。

9、聂荣臻

聂荣臻，1899年生，四川江津人。1923年加入*，曾任黄埔军校教官、红一军团政委、一一五师师长兼政委、华北军区司令员。

10、*

*，广东梅县人，1897年生，1927年加入*，曾任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八路军参谋长、*总部参谋长等职。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十大元帅

*的艰难岁月：落选前委书记，身患重疾，共产国际误传发讣告

*转战赣南闽西之四

引言：1929年4月3日，红四军收到了当时在上海的*中央来信。 历史 上称为中央"二月来信"。这不是一封平常的信，对于红四军还是*个人都产生了极其重大影响，此后，*更是承受落选和疾病双重压力，度过了政治生涯中首段最艰难的岁月。

1929年3月，*、朱德在福建长汀打了个大胜仗，然后进行了约半个月休整。在长汀，部队得到很大发展，后勤保障得到较大改善，*了新军服，第一次统一了全军服装。鉴于蒋桂战争即将爆发，江西*军忙于集结以对付李宗仁，导致赣南敌军空虚，*、朱德便决定趁机转战赣南，发展革命。

4月1日，*、朱德率红四军到达瑞金，与井冈山突围后转战赣南的彭德怀会合。红四军第三十团（原红五军主力）、第三十二团改编为红四军第五纵队，湘赣边界赤卫队为红四军第六纵队，彭德怀以红四军副军长名义指挥这两个纵队。

4月3日，刚从苏联学习归来的刘安恭，被党中央指派为中央特派员，来到红四军驻地，指导工作。刘安恭携带来中央1929年2月7日给红四军前委的信，即《*中央给*、朱德等的信》，后称为中央"二月来信"。刘安恭的到来和这封信对于红四军还是*个人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更是度过了参加革命以来最艰难的时期。

《*年谱》这样叙述了“二月来信”主要内容：

"二月来信"在红四军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4月5日，*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讨论中央二月来信。会后，随即以红四军前委名义给中央写复信。复信认为中央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了，并就部队不宜分散隐匿于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以隐匿大的目标等，作了说明和辩解。

复信同时说明"中央若因别的工作需要朱、毛改换工作，希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的意见，刘伯承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同时，强调了红军的游击战术，目的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等等

5月初，红四军恢复了三个月前为简化决策程序,提高决策效率而撤销的军委，刘安恭担任了临时军委书记兼四军政治部主任。他向前委和党员大会作报告，贯彻中央二月来信精神。

刘安恭对中国的革命形势缺乏完整认识，套用苏联红军模式和标准批评红四军的做法，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批评*，说"朱德同志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指责*搞"家长制"、"书记专政"，是"自创原则，不服从中央指示"。同时做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个别红四军中层领导也对红军前途信心不足，散布消极言论。

刘安恭等的言行，在红四军中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甚至出现派别现象。在红四军内部，对于红军的领导方法和建军原则、前委和军委是否分权等问题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和争论。红四军两位统帅朱德和*，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也并不一致。

激烈的争论导致了匆忙召开*红四军"七大"。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七大"匆匆召开。由于*、朱德是争论的双方，会议便由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陈毅主持。会议通过由陈毅起草的《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案》，否定了*提出的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实行*集中制和必须反对不要建设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的意见。

陈毅在大会上做了报告之后，对朱德和*两位军政领导都提出了批评。会上选举前委书记时，原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落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七大"只开了一天就结束了。

本来，*想利用"七大"解决分歧，结果反而失去主要领导位置。会后，*出于无奈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带领谭震林、蔡协民、江华、曾志等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住在上杭县蛟洋。7月下旬，他成功地指导召开了*闽西一大，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

对于*来说，他的正确意见得不到采纳，领导权被剥夺，从而被迫离开由他一手创建的红四军，心里是何等的郁闷。福建山区条件恶劣，闽西一大会议后期，他患上了恶性疟疾病，俗称打摆子。此时，*正发动"三省会剿"，*装扮成教书先生，化名杨子任，带着妻子贺子珍，由警卫部队护送，经上杭大洋坝转移到永定县牛牯扑养病。

牛牯扑地处金峰大山之中，非常偏僻，缺医少药。*承受着落选和重病的双重压力，身体虚弱不堪，时常忽冷忽热，上吐下泻，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好在*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想了很多办法，先是派出地下交通员历尽艰险去上海*来特效药奎宁丸，又在永定石坑请了当地名医吴修山精心调治，病情慢慢得到好转。

*离开红四军，在永定县隐居治病，外界一下子失去了有关他的任何消息。*反动派四处打听探寻，由于根据地群众基础好，安全保密工作做得扎实，还是没得到任何关于*的消息，便在报纸上发了个消息，称"匪首"*已经被击毙。消息传到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没经核实，竟在英文版的《国际新闻通讯》上发表一则讣告：

失去*的红四军，处于危机之中。

"七大"会议开完后，*离开前委指导地方工作。而陈毅也于8月到达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红四军工作，寻求指示。陈毅走后，前委书记由朱德代理。这期间，朱德既要管军事，又要兼顾其它工作。

此时的红四军没有实行*所主张的前委的集中领导，而实行所谓的"由下而上的*制"，大小事都进行*讨论，什么事都“大家谈，大家议"，前委会开成了"*会"，很快变成了纵队长"联席会议"。

各纵队长从自己纵队的观点、方向、立场出发，各抒己见，乱哄哄地无法决断，更没有结果。为了解决问题，朱德主持召开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会议开了三天，但毫无结果。

10月中旬，红四军收到福建省委关于《*福建省委给闽西特委、四军前委的信》，信中认为此时两广军阀混战，广东东江防地较弱，要求红四军紧急向东江地区进军，帮助东江广大群众开展斗争，以促进革命*更快地到来。并说明这也是中央的要求。

朱德很快写了回信，10月20日，率领红四军第一、二、三纵队兵分三路，从上杭、武平向东江推进。10月22日，从上海回闽西的陈毅在广东北部松源赶上了红四军，和朱德共同率领四军南下广东。10月31日拂晓进攻梅县县城，遭到敌人强烈反击，部队损失惨重，红四军全军损兵近三分之一，第二纵队司令员刘安恭也在转移途中牺牲。这是自湘南"八月失败"以来最惨重的一次损失。

后来，红四军在1930年1月6日的《*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这样谈及了失败的原因：

1929年8月下旬，陈毅抵达上海，向党中央如实汇报了红四军的工作。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陈毅关于红四军 历史 及现状的详细汇报，并决定组成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文件。

经过1个月的讨论、准备，综合红四军之前写信所反映的情况，9月28日，形成了由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这就是 历史 上著名的"九月来信"。

来信提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化的掩护。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指示信明确规定红军的基本任务是："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

《中国* 历史 》第一卷（*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这样写道：

陈毅带着*中央九月来信由上海日夜兼程赶回红四军。此时正值部队挺进东江之时，10月22日，陈毅在广东北部松源赶上了红四军， 晚上组织召开了前委会议，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 批评了红四军七大、八大的错误。会后，跟朱德商量如何落实中央的指示，请*回红四军复职。

"我服从中央的指示！"朱德说。当晚，陈毅立即给*写了要他回来复职的亲笔信，连同中央九月来信派专人送往上杭苏家坡的*。

后来红四军遭遇了梅县战斗失利。干部、战士更加思念*。

"毛委员在时，大家干劲足，精神好，一条心，可现在····“ ，"要是毛委员在，梅县战斗不至于吃这么大的亏！" ， "我们强烈要求毛委员回四军来！"

干部、战士的呼声，使朱德心情沉重，也深感愧疚："四军再这样下去，不行啊！朱毛朱毛，是连在一起的，是不能分开的啊！"

此时，大病初愈的*也思念起远方的红四军和久别的战友，也想起了半年多来他们之间无休止的争论，更担心红四军的安危......

梅县失利后，红四军于11月8日辗转退回闽西上杭县官庄。11月23日，红四军进占汀州。第三天，朱德、陈毅派出一个连队专程到苏家坡迎接*回红四军。

26日傍晚，*骑马抵达汀州。久候在军部门口的朱德、陈毅，热情地迎了上去，他们一人抓住*的一只手，紧紧地握着。

"润之！""玉阶！”"仲弘！"

一切尽在不言中。几声亲切的呼唤，患难与共的战友便冰释前嫌了….。

这是中国人民的福气，是中华民族的福运啊！

11月28日，*在汀州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听取陈毅详细传达中央"九月来信"内容和周恩来、李立三同志对四军工作的口头指示。前委扩大会议气氛融洽而热烈。这是半年多来第一次团结*的会议，一致通过了三项决议：一、筹备*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二、开展整训，用各种方法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三、全力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

当天晚上，*给中央写了一封信：

*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和红军创建以来的经验，以及对红四军状况的调查，为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主持起草决议案。陈毅参加了决议案的起草工作。

12月中旬，*和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开赴上杭县古田村，继续为召开*红四军九大作准备。

12月28日、29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陈毅主持大会并传达中央指示信，*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会议认真地总结红军创建以来党在同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统一了思想认识，一致通过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由八个决议案组成，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

古田会议根据*中央的指示，选举产生了新的*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当选为书记。

古田会议决议系统地回答建党、建军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不仅把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具体化，而且结合红四军的实际情况，发展了中央九月来信的内容。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初步回答了在党员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初步回答了在农村进行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

古田会议是我党我军 历史 上一次具有划时代的会议。古田会议决议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里程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决议所规定的基本原则不但很快在红四军得到贯彻，后来在各地红军及以后的八路军、新四军、人民*都得到实行。古田会议决议的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内容，编入了《*选集》。

参考文献：《中国* 历史 》、《中国*的九十年》、《*年谱》、《*传》、《 历史 选择了*》等。

（成文于2020年11月25日）

陈毅为何要坚决打倒“陈毅主义”？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皑皑的白雪和挺拔的青松，不仅是陈毅元帅笔下的直抒胸怀，而且也更是陈毅元帅革命的一生，尤其是他个人品格的最好写照。每年的一月六日这天，是陈毅元帅逝世的纪念日。不知在今天的中国，还有几人记得这个日子。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的中午，刚刚醒来*一边对走进屋来的工作人员说“我要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一边艰难地向门外走去。由于陈毅的追悼会马上就要开始，因此*不仅来不及理发刮脸，而且就连衣服也来不及更换，只是在补丁摞补丁的睡衣外面随便罩上了一件灰色的呢大衣，便冒着严寒急匆匆地赶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到了追悼会现场之后，*深怀歉意地对陈毅元帅的夫人张茜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陈毅同志是个好人，是个好同志。”到了追悼会召开的时候，尽管年已经七十九岁高龄且又是抱病之躯因而不得不靠别人的搀扶，可*还是庄严但又艰难地向党旗覆盖下的陈毅元帅的骨灰盒，恭恭敬敬地行了三鞠躬礼。如此的举动，对于彻底地做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两个决裂”的*，是不多见的。而在共和国灿若星河的将帅中，陈毅元帅也更是堪称性格豪放、胸怀坦荡、光明磊落、敢作敢当的第一人。虽然身为元帅，但陈毅却又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而且还更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和诗人。从坚持井冈山斗争的那时起，陈毅元帅与*就是生死与共的战友。陈毅元帅的一生，更与*有着太多的相似、甚至是相同之处。他们不仅都有着*人必须要具有的那种无私奉献、无私无畏、光明磊落、襟怀坦白、有错认错、知错就改的个人品质，而且还更具有高度的历史自觉。正是凭着这种高度的历史自觉，*才创立了指导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思想。而同样也是凭着这种高度的历史自觉，陈毅元帅当年才第一个站出来用陈毅亲自打倒了“陈毅主义”的做法，显示出了一个*人胸怀的坦荡。与不仅享誉世界，而且还必将万古不灭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主义不同，“陈毅主义”这一名称，不仅不过就是昙花一现，而且“陈毅主义”也更是早已由陈毅本人和他的战友们一同打倒了。然而“陈毅主义”所产生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不仅在那时和目前的我们中国还仍然普遍存在着，并且在今后也还必将长期存在下去。一，“陈毅主义”的来龙去脉。 南昌起义的主力失败之后，陈毅和协助朱德率领一支仅剩一千多人的余部，辗转千余里，历时半年多，后来又举行了“湘南暴动”并汇集了“湘南暴动”的一部分农民军奔向了井冈山，与*所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部队实现了会师。然而两支虽然都是在中国*领导下起义队伍，尽管最终汇合在了一起并组成了红四军，但是两支部队的作风不仅有着很大的不同，而且两支部队的主要领导人朱德与*在关于部队的如何建设和发展上，尤其是在关于中国革命的如何发展上，却是有着重大的分歧并经常因此而产生激烈的争论。在朱德和*之间最初的争论中，坦荡直率且又无私无畏的陈毅，由于认识能力上的问题，却很难做出正确的判断。尽管已经成为了红四军中第三位的领导人，但此时的陈毅却毕竟刚刚只有二十八岁。因而在朱毛之间不断地争论中，从理性上讲，在红四军的“七大”召开之前，陈毅就已经隐约感到了*是正确的。可是由于担心红四军因为朱德与*的争论而分裂并且又主要是从感情上出发，所以在红四军的“七大”召开的时候，陈毅还是选择站在了朱德的立场之上。 朱德和*之间的争论，在坚持井冈山斗争的时期就开始了。一九二八年六月三十日，红四军的党的上级领导机关湖南省委派特派员杜修经到井冈山，向朱德、陈毅和*传达了湖南省委指示红四军向湖南出击的命令。接到湖南省委的这封错误命令之后，朱德表示要坚决执行，而*却进行了坚决的*。在双方都不能说服对方的情况下，于是刚刚汇合在一起只有两个多月的两支队伍又只好分开。朱德和陈毅率领由他俩带上井冈山的部队所组成的红四军第二十八和第二十九两个团向湖南出击，而*则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继续坚持井冈山地区的斗争。朱毛红军会师后，特别是朱毛二人汇合后第一次分开的结果，就是*用“黄洋界上炮声隆”粉碎了*匪军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的第四次“进剿”，从而保住了中国革命的这第一块根据地。可朱德和陈毅率军向湖南的进军却遭遇了“八月失败”。不仅第二十八团的团长王尔琢牺牲在了“八月失败”中，而且还更是彻底地葬送了第二十九团。通过这次严重的失败，陈毅开始逐渐认识到了*的主张的正确。而朱老总对这次失败，用陈毅在红四军“七大”上批评朱老总的话说就是“一九二八年七月开赴湘南遭到很大的损失，他根本就不作检讨，现在又跟刘安恭共同反对*，是很危险的”。由于“根本就不做检讨”，因而也就无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所以朱德与*的争论，也就必然还要持续下去。然而朱德和*之间的不断争论，却使充满了理想主义*并开始认识到了*的正确但此时却还没有能够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做到“两个彻底决裂”的陈毅，从中感到非常地为难。 一九二九年的一月十四日，为了扩大红军并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在经过稠密的谋划之后，红四军和红五军的前委联席会议决定，由时任红四军副军长的彭德怀率领已经改编为红四军第三十团的原红五军和红四军第三十二团的袁文才、王佐所，留守井冈山。而由朱德、陈毅和*率领红四军主力三千六百余人下井冈山向赣南和闽西进军。到一九三0年三月的十三日、十四两日，在经过长途跋涉，尤其是在经过平顶坳、崇仙圩、圳下和瑞金的四次失利以及大柏地的初胜之后，红四军终于在福建省长汀县的长岭寨地区打了一场大胜仗。长岭寨之战，红四军仅抓获的俘虏，就有两千多人。此外还更是缴获了五百多支*和*与三门迫击炮以及一百多发炮弹和大量的子弹、布匹。随即，红四军又攻占了长汀县城，从而获得了自下井冈山以来第一个休整的机会。此后，红四军又经过接连三次攻克龙岩县城和解放永定县城等一系列战斗，不仅迅速扩大了队伍，而且还更是用所缴获的大量武器装备作补充，从而又强大了队伍。就是这一系列的胜利，使红四军不仅发展到了拥有四个纵队建制的八千多人，而且还更是占据了闽西和赣南的大片地区，从此开始了闽西和赣南两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在局面刚刚打开，革命的形势仅仅有所好转之后，就是由于像陈毅所说的“他根本就不做检讨”那样，由于朱德从未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所以也就根本没有认识到*的正确。因而在红四军中，特别是在作为红四军最为直接的党的领导机关前委中，朱德与*之间关于红军如何发展，关于中国革命如何发展的争论，也又再次兴起了。 当初在坚持井冈山斗争的时候，朱德与*之间的争论，主要是集中在如何对待上级的领导这方面。而到了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初期，朱德与*的争论，则转移到了党的群众工作路线上来。虽然朱德坚决支持*关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这种思想，但是朱德却也非常不赞同*所提出的为了发展壮大红军和进行根据地的建设，主力红军也要去直接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的做法。尤其是对以*为书记的前委掌握红四军一切权利的做法更是非常不满，指责*是搞封建家长制，书记专政。然而此时尽管朱德和*争论也十分激烈，但终究还只是反映在思想认识这方面，可是当刘安恭到来之后，朱德和*之间的争论，则发展到了组织建设这的这个层面之上。一九二九年四月，留苏归国的刘安恭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携带着*“六大”的文件和周恩来起草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转湘赣边区特委信》（“二月来信”）来到了正在闽西作战的红四军中。刘安恭不仅与朱德和陈毅都是四川的老乡，而且还更是朱德在德国时的旧识，北伐战争时期又先后一同在四川军阀杨森的部队和云南军阀朱培德的部队中做过统战工作。南昌起义失败后，刘安恭又和刘伯承、吴玉章等人一道，远赴苏联学习。刘安恭的到来，尤其是中央“二月来信”的错误指示内容在红四军中传开之后，从而使原本只是在朱德和*两人之间的不同思想认识上的争论，不仅扩散到了红四军全军，而且还更是发展到了对组织机构设置上的争论。红四军的党的直接上级领导，是以*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然而前委的职责不仅负责领导红四军的工作，而且也同时负责领导地方的工作，因而红四军中原来在前委之下还专门设置了自己的党组织，名为红四军军委。但是在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的过程中，有些人认为只有不到四千人的红四军却拥有两层党的领导机构，于是建议取消军委。一九二九年二月，红四军前委在赣南大余的项山召开会议，讨论军委的取消和保留问题。在会议表决时，出席会议的四十一名代表以三十六票对五票的比例，决定取消红四军军委。就在朱德与*的争论日趋激烈的时候，刘安恭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来到了红四军中。刘安恭一到红四军中，马上就和朱德达成了观点上的一致。为此，朱德提议刘安恭参加红四军的领导工作，担任军委书记并接替陈毅的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一职。由于刘安恭的中央特派员的特殊身份和朱德的亲自提议，于是红四军的军委得以了恢复并由刘安恭担任了书记。然而朱德和刘安恭的目的却不仅仅限于恢复军委和担任其书记一职，而是为了取得对红四军的全部指挥权。因而刘安恭在担任了军委书记一职之后，马上就以下级党组织领导的身份，作出了“前委只讨论红四军的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情”这样规范了上级党组织职权的决定。 以刘安恭为书记的红四军军委作出的这个决定，不仅使以*为书记的前委“陷于不生不死状态”，而且更是导致了争论的扩大化与激烈化。在这场争论中，红四军绝对主力的红一纵队司令员林彪不仅旗帜鲜明地坚决支持了*，而且还更是以写信给*的方式并用“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在群众中是比较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结成一无形的结合派，专门吹牛皮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等这样内容以及“政客手段”、“卑污行为”和“阴谋”等语言对朱德的党性和人品进行质疑和攻击的方式，来表示对*的支持。然而尽管有林彪等人的坚定支持，但是由于头上罩着到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等学习过的光环刘安恭等更能吸引更多的人，所以以*为书记的前委还真的是由于得不到大多数同志的支持而陷入了不生不死的状态。为了不致使红四军中出现两个领导核心，于是在六月八日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了辞去他所担任的前委书记一职。*辞去前委书记的提议，获得了大多数人的同意。因此前委扩大会议不仅推举了陈毅为代理前委书记，而且还更是决定召开红四军中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并由陈毅负责筹备大会的召开。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二日，红四军在龙岩城里召开了第七次党代表大会，由于军情紧急，“七大”只召开了一天便在未能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的情况下就结束了。在“七大”召开之前，由于陈毅认为*作为前委书记应该为朱德与*之间的争论负主要责任，于是便在他所起草的《红军第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决议案》中，首先对*作了一番严厉的批评。然后又按照“各打五十大板”的“原则”，采取了对*和朱德各自进行了党内处分做法，以图求得红四军内部的团结。然而陈毅所采取的折中的这种调和主义做法，不仅没有能够求得红四军的内部团结，反而还助长了错误思潮的蔓延。在“七大”上，陈毅被选为了前委书记，朱德、*、刘安恭、林彪、伍中豪、胡少海和傅柏翠等十三人为前委委员，尽管落选了前委书记并受到了党内处分，但*还是接受了“七大”的决议，可林彪等人却坚决表示不认同会议的选举结果。在“七大”召开了之后，为了不致使由于自己继续在红四军中工作而导致红四军发生分裂，于是*主动提出了去闽西特委指导地方的工作要求并获得了前委的批准。 *离开了红四军之后，朱德和刘安恭、陈毅等几个思想认识比较一致的人开始执掌红四军。为了充分表现一下自己，朱德和刘安恭、陈毅等决计向闽中出击。而此时第二纵队的纵队长胡少海和谭震林、邓毅刚等人由于受红四军前委应闽西特委帮助组建地方红军这一请求的委派，于七月初被派到了地方上工作，因此胡少海所遗的第二纵队纵队长一职，也改由刘安恭兼任。 在制定出了作战计划之后，由陈毅以探望*病情的机会，告知了*。*在得知了陈毅和朱德等制定的分兵出击闽中的作战计划后，当即表示坚决反对，并且与陈毅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但是*的反对，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七月底，由于陈毅奉命到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军事会议而也要离开红四军，于是红四军前委又决定由朱德代理前委书记。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九日，红四军前委由朱德主持在上杭召开了会议，决定兵分两路。朱德亲率红四军的第一、第二和第三这三个主力纵队和军部出击闽中，而由闽西当地战士所组成的第四纵队则留在闽西分散游击。八月三日，红四军第一，第二和第三等三个主力纵队在朱德的率领下从龙岩白沙镇出发，开始了向闽中的出击。然而就是在进军的途中，林彪所率领的第一纵队却借口汀江涨水无法涉渡为由，脱离了全军而返回了闽西。无奈之下，朱德和刘安恭等只得率领第二和第三两个纵队继续向闽中出击。在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苦战中，虽然曾一度攻克了宁洋、漳平两座县城，但损失却远远地大于斩获，故而得不偿失。特别是大田县石牌之战的失利，促使红四军不得不于九月六日返回到闽西的龙岩。然而尽管在率军出击闽中的作战中遭受到了严重的挫折，但是朱德和刘安恭等却由于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而仍然还是高估自己的军事指挥能力，又于十月中旬制定了一个分兵进击广东省东江地区的作战计划，并立即率领大队红军进入了广东的东江地区。但是同出击闽中一样，朱德的这次分兵进击东江的行动不仅同样遭遇到了围绕着梅县进行几次作战的严重失败，而且就连于当年七月才就任第二纵队纵队长的刘安恭，也在十月二十日的战斗中牺牲了。红四军更是由进击东江前的六千多人，锐减到此时的四千人左右，朱德自己计算的结果是损失兵力三分之一。进击东江的失败，是红四军“八月失败”之后的又一次严重损失。由于在出击闽中和冒进东江中连吃败仗、实力大减、锐气受挫，于是导致红四军中议论又起，军心涣散，许多人甚至提出离开部队到地方工作的要求，尤其是一纵队的纵队长林彪，竟接连三次写信给前委以与党代表熊寿祺不合为由，提出辞职。一时间，红四军陷入到了严重的危机之中。 出击闽中失利而返回到闽西之后，时任前委代书记的朱德为了解决问题，统一思想认识。于九月下旬在上杭主持召开了红四军的第八次党的代表大会，想借此整顿部队，加强建设，以利于工作和战斗。 在“八大”召开的期间，由于红四军的广大指战员已经从实践中认识到*所坚持的政治原则的至关重要，红四军的工作也的的确确离不开*，确立政治上的领导中心也更是离不开*。因此在会议期间，有许多基层党支部提议请*回来重新主持前委工作。对于这些提议，朱德当即表示了同意和支持，于是大会决定由郭化若和彭祜起草一封请*回来复职和出席“八大”会议的信。在接到了“八大”会议的来信之后，*没有赶来参加会议，却回了一封致“八大”会议的信。在信中，*明确表示：红四军党内是非问题不解决，不打倒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不能随便回来。再者由于身体不好，就不前去参加“八大”了。*在致红四军“八大”会议的信中所提到的“陈毅主义”以及陈毅在朱德与*争论中所站的立场和所采取的做法，就是“陈毅主义”这一名称的由来和“陈毅主义”的来龙去脉。 二，陈毅第一个站出来坚决表示要打倒“陈毅主义”。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二日，由于事先已经得知红四军将进击广东的东江地区，于是陈毅携带着由他代中央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九月来信”，从上海经香港来到了广东。在梅县的松源，陈毅找到了红四军前委机关。 刚到前委机关之后，就有人向陈毅出示了*写给“八大”会议的那封要坚决打倒“陈毅主义”的信。然而此时的陈毅已经不是“七大”前的陈毅了，经过两个多月的回顾和深入思考，陈毅早就充分地认识到了自己的调和主义的错误和*的正确，因而襟怀坦白的陈毅在还不知道有“陈毅主义”这个名称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调和主义的危害并决定要坚决纠正自己的错误。尤其是红四军这次进击东江的失利，更加证明了*的高瞻远瞩，也更加坚定了陈毅要坚决纠正自己错误的决心。所以陈毅在看到了*的这封要打倒“陈毅主义”的信后，不仅没有丝毫的吃惊和不满，反而心悦诚服地接受了*的批评并在还没有见到*的情况下，首先就向出示*的这封信给他看的同志和红四军的其他领导同志态度十分诚恳地承认和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并表示要与大家、尤其是要与*一道来坚决打倒“陈毅主义”。 在到达前委机关驻地的当天夜里和其后接连几次召开的前委会上，在向同志们传达“九月来信”精神的同时，陈毅不仅都态度十分诚恳地承认和检讨了自己的错误，而且还更是向同志们提出了“我们都要把*请回来，我向他承认错误”的这样建议。特别是在到达前委机关驻地的当天，陈毅就马上派人把中央的“九月来信”和他所写的检讨自己错误的信，送给远在闽西的*。陈毅的坦荡胸怀，受到了大多数同志的敬佩，他的请回*的建议，更是得到了大多数同志的赞同和支持。尽管此时朱德的处境异常地尴尬，但也为陈毅高度自觉的党性和开阔的心胸所感染，于是也十分诚恳地表示：“过去的那些我收回，我们请他(*)回来”。在做出了这样的表示之后，朱德和陈毅又联名写信给*，正式表达了他们的悔意。尤其是陈毅，更是在信中这样表示到：“我俩之间的争论已得到正确的解决。七次大会我犯了错误，八次大会的插曲更是错误的。见信请即归队，我们派人来接”。 面对陈毅的这种诚恳地认识，*遂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到达长汀，与四天前才从东江地区返回到这里的陈毅、朱德和红四军汇合到一起。此时由于陈毅已经自己带头打倒了“陈毅主义”，所以*与陈毅。朱德三人不仅尽释前嫌，而且还更是马上就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讨论下一阶段的工作和红四军中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尤其是为了开好这次大会，*和朱德、陈毅等前委主要领导人殚精竭虑，做了稠密的准备工作。 三，陈毅与“古田会议”的召开。 由于陈毅自己带头打倒了“陈毅主义”，从而不仅为*重返红四军前委工作扫清了障碍，而且更为“古田会议”的召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重返红四军前委工作之后，立即和陈毅共同着手红四军中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的筹备工作。经过一番周密的筹备之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红四军中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的古田村召开了。在党史和军史上，红四军中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被统称为是“古田会议”。 在“古田会议”上，陈毅主持了大会并首先作了三个重要报告，一是向代表们传达了中央的“九月来信”，二是做了关于反对枪毙逃兵的讲话，三是传达了中央关于反对陈独秀与托洛茨基取消派的决定。 “古田会议”选举产生了由*、朱德、陈毅、林彪、伍中豪、罗荣桓、谭震林、李任予、黄益善、田桂祥和宋裕和等十一位正式委员和杨岳斌、熊寿祺和李长寿等三位候补委员所组成的*红四军新的前敌委员会，*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十二月二十九日，古田会议在通过了*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之后，圆满结束。 “古田会议”的作用最为重要，历史影响最为深远的内容，并不是*重新当选为了前委书记，而是通过了*起草的由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废止肉刑问题，优待伤兵问题，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等八个部分所构成的《古田会议决议》。尤为重要的是，《古田会议决议》还更是首次明确地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决议》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除了打仗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之外，还更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决议》要求在部队中进行建军宗旨教育，划清红军和旧军队的界限，肃清一切旧式军队的影响。它批判了不重视根据地建设的流寇思想和不愿做群众工作的错误倾向,指明了红军建设的方向,使红军建设的理论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之上。肯定了党对红军的领导原则。《决议》指出，在红军中健全党的各级组织，建立党的领导中枢；厉行集中指导下的*生活，少数服从多数，一切重大工作，在党内讨论做出决议后，再引导群众去执行。此外，《决议》还更是坚决批判了极端*化思想和非组织观点等错误倾向。 在中国人民*的发展历史上，甚至就是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上，“古田会议”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都具有非常伟大的历史意义。“古田会议”总结了红四军自创立以来多次失败的教训，第一次以党的会议的形式高度认同了*在“三湾改编”中首创的“党指挥枪”这一原则，从而不仅解决了如何建设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而且还更是确保了人民军队如何才能永远牢牢地掌握在党的手中。然而尽管这些原则都是*制定的，可是这些原则却都是通过“古田会议”来贯彻的。所以，如果不是陈毅第一个站出来并带头打倒了“陈毅主义”，那么很可能将不会有“古田会议”的顺利召开。因此陈毅带头打倒了“陈毅主义”的做法，对人民军队的建设、甚至是对党的建设，都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并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尽管中国*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虽然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新型的无产阶级人民军队，但是党内和军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却始终难以彻底根除。其中的原因，虽然受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这方面影响的原因是主要的，但其中也有党内的许多同志由于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强烈而不肯真正改正自己的错误这方面的因素。尽管《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如何克服党内和军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原则，然而若想真正克服党内和军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还必须要像陈毅自己打倒了“陈毅主义”那样，药严于解剖自己，要敢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陈毅坚决打倒了“陈毅主义”的做法，为如何彻底铲除党内和军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尤其是为如何克服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做出了最好的表率。这种最为实际的以身作则，既体现出了一个真正*人的高风亮节，也反映出了陈毅元帅个人的豪放性格。也只有“心底无私天地宽”的陈毅元帅，才能真正做到这样。陈毅用自己带头打倒了“陈毅主义”做法，在党和人民军队建设的历程上，树起了一座巍峨的丰碑。而光明磊落、胸怀坦荡、心底无私、性格豪放的陈毅，也正是通过自己带头打到了“陈毅主义”的这种做法，不仅纯洁了自己的思想，而且也更是提高了自己的认识，更加认识到了*的英明伟大。因而在后来才能对项英直截了当地说出，“你不相信润之，只能说明你没水平”这样发自肺腑的话。四，“陈毅主义”的危害。红军在创立之初，由于绝大多数的指战员主要是来自于旧军队和农村中普通的农民。因此军阀作风、自由散漫和流寇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难免不被带入到这支军队中来。然而中国革命若想取得胜利，那就必须要建立一支能够始终在党的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要建立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那么就必须要彻底清除所有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而要彻底清除所有的非无产阶级思想，那就只能靠随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这种思想斗争的方式。但是敷衍调和、模棱两可无原则的“陈毅主义”，却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这种思想斗争的极大阻力。在朱德与*之间就红军如何建设，如何发展的争论中，陈毅所采取的这种“调和主义”的做法，表面上看是“和稀泥”与“两面光”，然而在实际上却是否定了*的正确主张并助长了错误的思想。因此“陈毅主义”对处在成立之初的红四军来说，其危害绝不亚于朱德的那种单纯的军事观点。由于每个人的一生都是在各种复杂矛盾的交织中渡过的，因此就更何况当年艰苦异常，残酷异常，复杂异常的中国革命了。“陈毅主义”的最大危害，就是它只是为了暂时地掩盖矛盾而并不是为了彻底地解决矛盾。与“雪地里埋不住死孩子”一样，暂时掩盖矛盾的结果，就是最终必将造成矛盾的总爆发。在中国*的历史上，知道性格豪爽、表里如一、直来直去、快人快语的陈毅元帅也曾经搞过“和稀泥”的调和主义的人，可能还真的不多。但是不知道周恩来经常搞调和主义并擅长“和稀泥”的，那可真的却是很少。而当初周恩来就是用“和稀泥”的办法，才曾经暂时掩盖住了党内以*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之间则两条路线的矛盾。然而“和稀泥”的办法虽然能够暂时掩盖住党内的两条路线之间的矛盾，但却掩盖不住中国革命与蒋介石的反革命之间的矛盾。因此

洪学智的轶事典故

围剿转移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未能粉碎*军第四次“围剿”，被迫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实施西征。经过2个月的艰苦转战，于12月进入川北，迅速发展了以通江、南江、巴中3县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向西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11月，红二十五军也奉命撤出鄂豫皖根据地转战鄂豫陕地区。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了以*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并决定中央红*入川西，要求红四方面军予以配合。中央文电指出：“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红四方面军在旺苍坝召开紧急会议，认为迎接中央红军是当务之急，决定适当收缩东线部队，同时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集中兵力出击陕南，以迷惑和调动敌人，创造在苍溪南北地区强渡嘉陵江的有利条件，同时接应已至商县一带的红二十五军。
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后，开始了艰苦的长征。5月，向川西北进军，准备与转移中的中央红军会合。洪学智率红四军政治部、红十二师留在后方侧尾，负责建立地方政权，发动和组织群众，支援红军。
进到黑水、芦花后，红四方面军总部把四方面军的部分医院、后方伤病员都交由洪学智管理，另外还有1个补充师，都是由俘虏兵组成的，主要任务是抬担架、转运伤员。红四军政治部本来就缺盐少粮，筹集粮食又很困难，加上还要照顾大批伤病员，困难可想而知。
鸡公寨是少数民族地区，红四军进入后，在思想上、物资上都缺乏准备，对少数民族地区情况不了解，语言又不通，风俗习惯也不一样。少数民族头人都有武装，他们之间经常发生械斗，而且对少数民族统治很严。由于*反动统治，造成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矛盾异常尖锐，红军做群众工作很困难。
红三十军走在前面，反动头人每天派人到处袭击红军。他们打的是麻雀战，在山林、峡谷、河边藏着，冷不防地就给你一枪，红军战士不死也伤。红三十军经过时打了他们，俘虏了一些人，交给红四军。洪学智想了很多办法，经教育后放了回去，仍无济于事。
1935年7月，红四军政治部在黑水、芦花接到四方面军指示，中央纵队要经过黑水、芦花，要洪学智准备粮草，做好迎接工作，并负责接收中央红军的伤病员。
接到通知后，洪学智在全军做了动员，强调困难再大，也要保证中央红军的粮草供应。尔后，立即组织民运部、保卫部等机关和直属队，连夜出发，翻山越涧，打开了几个反动头人的寨子，筹集到几万斤粮食和几百只牛羊。
中央纵队先遣队到了黑水、芦花，给红四军政治部来信，让他们将筹到的牛羊、粮食送到红三军团转交。中央纵队到达黑水、芦花后，又让洪学智把筹措到的牛、羊、粮食直接送到中央纵队。洪学智前后共送去4批粮食、牛羊和慰问品，并圆满地完成了中央红军伤病员的转送和安置的工作任务。
在中央纵队离开黑水、芦花时，洪学智第一次见到了负责中央纵队粮草供应的*。*身材修长，态度和蔼可亲，见到洪学智很高兴。他紧紧地握着洪学智的手说：“洪主任，谢谢你了，也谢谢红四军对中央纵队的大力支持，你们送来的粮食、牛羊和慰问品，可解决了我们的大问题”。
阶级兄弟
长征途中，洪学智率红四军政治部从黑水、芦花向班佑前进的路上，经过数百里茫茫无际的草地，那里渺无人烟，沼泽遍布，气候异常。洪学智不但要负责伤病员的转移运输，每天还得盘算着怎么弄到粮食，使得部队不饿肚子。
红四军翻过马石坡最后一座大山时，由于先头部队已经走过，山坡上可吃的野菜野果都找不到了，而红四军还要走一两天的草地。弄不到粮食，又挖不到野菜充饥，红军不得不杀掉心爱的战马，有时甚至把皮带、皮马鞍煮着吃。政治部带着伤病员，又没有部队掩护，危险很大。洪学智不得不率政治部又返回黑水、芦花。
虽然组织上给洪学智配备了马，但他骑得很少，多数时候都是用来驮运伤病员，驮运粮食。8月底，折回黑水、芦花后，洪学智终因积劳成疾病倒了。他发着高烧，昏迷不醒，命在旦夕。后来，部队找到了一位70多岁的老中医，把他从离部队六七十里路远的地方请来。红军战士围着老中医，你一言我一语，恳求老中医赶紧救治洪学智：“我们离不开他，红四军离不开他呀！”老中医说：“你们不用慌，洪主任患的是伤寒病，我开个方子，你们只要能搞到我这几味药，吃下去，保证药到病除！”红军战士立即按照老中医的方子满山遍野地找药，终于将药配齐。”吃了三次药后，洪学智果真逐渐痊愈。
在洪学智学病期间，警卫排一个*战士见首长病得厉害，哭着说：“洪主任都快死了，我还活着干什么！”就一枪把自己打死了。洪学智清醒后，听了这件事，回想起长征路上这位小战士一路上跟着他，不知冒了多少险，吃了多少苦，不由得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1935年9月，张国焘反对红军北上，强令红四方面军南下。洪学智与军首长率领红四军不畏艰辛，再过草地。10月，红四方面军发动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强渡大金川江，继而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又克天全、宝兴、芦山。第二次翻越夹金山时，洪学智做了充分的政治动员。他号召广大指战员要发扬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和不怕艰难险阻的英雄气概，坚决翻过天险夹金山。他要求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同志之间要团结友爱，一人有难大家帮忙，不能让一个伤病员留在山上。
夹金山上气温达摄氏零下二三十度，天气恶劣，或大雪，或狂风，或冰雹，变化莫测。由于空气稀薄，再加上长途行军，人乏马困，人走在山上，头晕脑胀，腰酸腿软，力不从心，稍有不慎就永远“留”在山上了。
洪学智组织了一个收容队，走在队伍后边，专门收容那些掉队的和冻得不能走的战士。一天约午时，部队接近夹金山主峰，周围一片冰雪世界。突然，乌云翻滚，天暗下来，接着一阵大风雪席卷过来，有6名红军战士在风雪中倒下了，停止了呼吸。这些战士同大家一起与敌浴血奋战，结下了深厚的阶级友谊，洪学智不忍心把他们留在山上，就派人把他们抬下了山。
下山后走了一程，战士们发现有个磨房，可避风寒。于是，准备夜晚就住在那个磨房里，烧水煮青稞，把冻“死”的战士也抬进屋里。后半夜，磨房内温度升高，一个战士发现一名冻“死”的战士动了一下。大家很惊讶，都不相信，说这个战士：“你看花了眼吧！”“不信你们看，真的在动呢！”这名战士说。洪学智走近一看，可不是，呼吸很急促，是在动。洪学智大声喊道：“赶快抢救！”当时没有医生，大家就用人工呼吸，给那个昏死的战士灌姜汤，七手八脚把他弄活了。有一个人活了，说明另外5个也有希望。大家就一个一个地抢救，结果救活了5个人，有一个年轻一点的没有救过来，他可能患有心脏病。
红军在懋功休整四五天以后，向道孚西进，又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折多山。洪学智这时有了经验。在山下，他让各部部队凌晨2点钟就起来吃饭，用大锅煮了辣椒、牛肉汤，大家喝了，热热乎乎地上路。路上每人还带上一瓶辣椒汤，爬到主峰时喝两口，增加一些热量。同时，命令部队必须在上午10点钟以前通过主峰。因为到了10点钟后气候变化快，容易有狂风大雪。部队还带了很多防冻的东西，有盐、茶叶膏等，避免了不必要的减员。为此，四方面军总部表扬了洪学智。
土司结盟
1936年4月，红四方面军相继攻占炉霍、瞻化、甘孜。占领瞻化城时，与2000余人的土司武装发生激战，俘虏土司武装几百人。后经教育后释放，并将缴获的大批牛羊归还给群众。城内有一个头人巴顿多吉。群众向他汇报说，红军将我们的枪和牛羊都归还了，俘虏的人也都放了，这个队伍还不错。
到了第3天，巴顿多吉派人到红四军，要红军派人去和他谈判。他想通过谈判与红军停战言和，并把喇嘛首领诺那交给红军。诺那是*中央民族委员会委员，是蒋介石任命的西康宣慰使。诺那带着一连多人，还有一些武器和财产，途经瞻化时，被巴顿多吉给抢了，诺那也被扣了起来。
事后，巴顿多吉觉得不好办，如果杀了诺那不好向*交待；放了诺那吧，抢的东西得归还，到手的枪也就没有了；不杀不放，如何处置？巴顿多吉想把这件事推给红军。
巴顿多吉约红军谈判的地点是在一个山头。天还没亮，他们就把山头占领，居高临下，布置了很多*，都拿着长筒枪，是怕红军袭击他们。经过研究，洪学智决定派民运部长周于民去同他谈。初步商谈很有成效。巴顿多吉要求到瞻化城去，见红军最大的“头人”。
两天后，巴顿多吉来了，还带了一些人在山上警戒。洪学智在政治部接见了巴顿多吉。洪学智向巴顿多吉详细说明了红军的少数民族政策、红军长征的目的，两人谈得非常投机。洪学智边谈边打开唱片机，播放唱片。巴顿多吉第一次听到唱片，非常吃惊，觉得很奇怪：“这么小的东西里面怎么有人唱呢？”洪学智笑着告诉他是怎么回事。巴顿多吉很是佩服，觉得红军真是了不起，显得格外开心。
中午，洪学智请巴顿多吉吃饭。巴顿多吉害怕红军下毒害他，迟迟不肯动筷，请他喝酒他也不喝。洪学智就先举杯，一仰而尽，又吃了几口菜。巴顿多吉见洪学智如此豪爽，平易近人，很有诚意，非常感动，便逐渐解除了顾虑，也喝了起来，越喝越高兴。巴顿多吉说道：“你们红军纪律严明，把我们藏族同胞当朋友待，真是个仁义之师，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巴顿多吉提议，并按藏族风俗，与洪学智喝了公鸡血酒，义结金兰。
洪学智提出：诺那我们可以接收，但是我们有两个要求，一是诺那的徒弟应同时交给我们，二是我们红军要吃饭，需要筹备很多粮草，请你们帮助解决。巴顿多吉愉快地答应了。回去后，巴顿多吉告诉所管的寺庙，不准反对红军。后来寺院也主动捐了许多牛羊和粮食送给红军。不几天，巴顿多吉就把诺那送来了。诺那有70多岁，是黄教的大喇嘛之一。巴顿多吉没有同时把诺那的马送来，因为那匹马很好，他想留下。洪学智考虑马是诺那心爱的坐骑，诺那年纪大了，没有马不行，又派人同巴顿多吉交涉，把诺那的马也要了回来。
后来，洪学智与政治部商量成立瞻化革命委员会。为便于在当地开展工作，报经上级批准，请巴顿多吉出来当了瞻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在瞻化的几个月，红军需要的粮食、牛羊、帐篷，还有很多物资，都是经过巴顿多吉送到红军手里的。
红六军团快到瞻化时，洪学智接到萧克等人的通报，说还有两天就要到达，请洪学智准备粮食。当时连粮食的影子都没有见着。洪学智很着急，找到巴顿多吉：“老兄，我们又有红军要来，急需28万斤粮食，还有牛羊等，请老兄务必帮这个忙，抓紧筹备！”巴顿多吉说：“老弟，没问题。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到时准时送到。”这么大数目，洪学智还是有点放心不下：“老兄说话可得算数呀！”巴顿多吉说：“你放心吧，没问题，看我的行动。”巴顿多吉只用一天一夜的时间，派人筹粮运粮，男女老少，拉的拉，推的推把红军急需的所有粮食、牛羊全都送齐了。
红四方面军攻克甘孜，在甘孜成立少烽民族革命委员会，洪学智就把诺那送到甘孜，建议让诺那当革命委员会主任。诺那年纪大了，一个多月后圆寂。他的徒弟海正涛按照藏族宗教仪式办理了丧事。红军和诺那交往的全过程海正涛都知道。后来，*造谣说诺那是被红军杀害的。海正涛回到上海，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声称红军待诺那很好，诺那因为年岁大了圆寂的，是他亲手照顾诺那的。最后还说诺那的后事是怎么处理的，遗物和资财哪里分配多少，说得很明白。这件事直到后来洪学智在延安抗大学习时，看到这份《东方》杂志才知晓。事实证明，洪学智在瞻化做头人的工作是比较成功的，同藏族群众的关系很好，红军各方面保障都可以兑现。
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从甘孜出发，再次北上，洪学智率领政治部人员深入各师团宣传动员，鼓舞士气。全军指战员怀着对革命必胜的信念，三过草地，并往北进。8月进入甘南后，洪学智调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不久，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与红军总政治部合并，他改任组织部副部长。到陕北后，洪学智进入红军大学学习，毕业后进入新的战斗岗位。 “女中豪杰，戎马一生。”这是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上将赠送给张文老人的一幅题词，可谓对她与人民军队风雨同舟70多年的高度概括。
记者：张阿姨，您和洪伯伯是在长征路上喜结良缘的，如今已结伴走过了70个年头。据说，当年洪伯伯与您第一次谈话后你们就定下了“终身大事”，是这样吗？
张文：（哈哈大笑）1936年5月30日，我们红四军在雅砻江畔召开了运动会，当各项比赛结束后，主持人突然宣布：欢迎供给部女兵班给大家唱个歌。
会场上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坐在主席台上的军首长也鼓起掌欢迎我们。
我是班长，只能硬着头皮，带着女兵班列队走上了主席台，我领唱了《打骑兵歌》和《捉活牛歌》。我就在这时被学智“盯”上了。
当晚，军参谋长陈伯钧的爱人何克春来找我，把我领到了供给部谢政委的办公室。一进门，我看见军长王宏坤和他的爱人冯明英，以及谢政委都在，我吓了一跳，很明显这些人都是冲我来的。我低着头，站在屋子中央，不知所措。
还是冯大姐一把将我拉到了她的身边坐下，亲切地对我说：“今天你们班歌唱得很好啊。”
我连忙说：“不好，不好。”
谢政委接着问我：“你认识军政治部洪学智主任吗？”我立即摇头回答：“不认识。”
其实我说不认识只是应付、搪塞。我参军后，在被服厂见过洪主任，还听他作过报告。在长征路上，我还经常看到他把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骑。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谢政委一口气对我说了学智很多优点，在一旁的王军长笑容可掬地对我说：“小张同志，我和明英想介绍你和洪主任认识一下，你看怎么样啊？”
在我的老家四川，女孩子的婚姻大事全由父母做主，我参加了红军，由谁帮我做主呢？面对军长，我支支吾吾，不知说啥才好。
谢政委看出了我的心事，关切地说：“这件事先不定，你自己考虑一下，也征求一下你二哥的意见。”我连夜找到二哥。他可是个直爽人，当场表态：婚姻大事只要你愿意，我不会说半个“不”字。
第二天，我按照何克春大姐指的路，走进了学智的办公室。他见我来了，微笑着站起来给我让座。
学智开门见山对我说：“谢政委、王军长找你谈过话了？”
我点了点头。
他又问：“你有什么意见？”
我说：“听组织上的意见。”
学智哈哈大笑着对我说：“那是我个人的意见，几位领导都同意，所以，咱们个人的事就变成了组织意见。”接着他还问我：“你还有什么要求吗？”我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先是摇了摇头，紧接着又频频点头。
就这样，我和学智的第一次谈话，就达成了“婚姻协议”。
我和学智在军政治部办公室举办了简朴热闹的婚礼。军长、政委、参谋长等首长都参加了我们的婚礼。 两救彭老总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洪学智分管司令部、特种兵和后勤，曾以他的机智两次救了彭德怀的命。
那时，由于空中是人家的，敌人的飞机可以随时来轰炸。中央几次发电报，要注意防空，特别要保证彭德怀的安全。洪老回忆说，为此，彭德怀跟他吵过几次。
洪学智让工兵连搞一个防空洞，施工的炮声惊动了彭德怀。他很不高兴，把部队撵走了。洪学智命令工兵们继续施工。这下，彭老总生气了，叫来洪学智说：我的防空不要你管。
洪学智坚持原则：彭总，这话就不对了，我是执行中央的命令，中央要管的。
不久，那里就发生了被炸事件。
1950年11月23日，4架敌飞机在大榆洞上空转了一圈，炸坏了山坡上的变电所。天快黑时，又来侦察，这使洪学智警觉了起来——平时总是先侦察，后轰炸的，明天会不会挨炸哟？他找到邓华，说：伙计，我看情况不对，闹不好明天要出事。
洪学智找彭德怀说，要开个研究防空方面的会。彭老总脖子一梗：我不怕美国飞机，用不着躲。
洪学智想了一着--把彭德怀屋里的地图给摘下，挂进了防空洞--他深知，彭德怀是不能一日无地图的。彭德怀发脾气了，我说你这个洪学智，就是爱多管闲事。连推带拉，总算把彭老总拉进了洞。
次日，作战会议没有开多久，敌人的飞机就来了。朝彭德怀住的房子一阵狂轰滥炸，一枚汽油弹正好落在了他住室的顶上，房子很快烧掉了。已经撤出后，又进去取东西的毛岸英和另外一位参谋牺牲了……
那天，彭德怀一天没有说话，坐在防空洞里像是一尊雕塑。晚上，洪学智去叫他吃饭，他才抬起头来说：洪*子，我看你这个人还是个好人哪。今日不是你，老夫休矣！
1951年4月，第五次战役发动前夕，志愿军空寺洞指挥所又遭美空军飞机扫射。机警的洪学智拉着还在熟睡的邓华跳到了附近的一条山沟里，眼看着彭老总的房子被美军的火箭弹击中……事后发现，彭老总防空洞口上的草袋子竟被打出了70多个子弹眼，邓华躺的床也被美机的机关炮打穿。
要不是头天晚上洪学智检查后叫工兵连在洞口用沙袋堆了个三角形的隐蔽墙，加深了防空洞，后果不堪设想！洪学智再次以自己的细心和机警挽救了彭总生命。
后勤司令
抗美援朝战争是我军遇到的第一次现代化战争。右图为志愿军指挥部成员。前排左二为彭德怀。前排右一为洪学智。
洪老说，在战争中，美军平均13个后勤人员供应一个兵。志愿军则是1个后勤人员大体要供应6-10个兵。美军1个团的火力都强于我们1个军的火力。加上美军拥有几乎是绝对的制空和制海权，志愿军在大多数时候不得不只能在夜间活动和作战，后勤供给极为困难，在战斗中，经常连枪弹、粮都难以为继，非战斗减员严重，严重地制约着前线作战行动。
但是，当志愿军决定组建后方勤务机构时，几位主要指挥员中还发生了一场小小的争议。洪老回忆说，当时，由于大家都习惯于带兵打仗，没有人愿意留在后方工作。我坚持要到前线打仗，急得彭老总冲我拍桌子：‘你不干，*！你去指挥部队去吧！‘从此，我就和后勤结下了不解之缘。
运输战术
1951年7月，敌人趁朝鲜北方发大水的机会，对我后方发动了一场绞杀战--空中封锁战役，想把我们的后方运输线彻底切断。那阵儿，敌机经常一折腾就是一天，见到人就猛冲下来扫射，扔汽油弹、化学地雷、定时*、三角钉……晚上是夜航机，战士们叫黑寡妇，也不盘旋，*便纷纷落下，到处是大火，主要是阻滞我军行动。
在美军每天出动900多架次飞机疯狂轰炸的情况下，洪学智率领志愿军发明了“片面运输”、“顶牛过江”、“水下桥”等巧妙的运输战术，建立起了一条比较正规化、统一的网状战斗化后勤。战争结束后，前苏联组织专家来华专门了解和学习志愿军铁道兵经验，对于“顶牛过江”等发明倍加赞赏。
1952年5月31日，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在记者招待会上承认：“虽然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力量，企图阻断*的供应，然而*仍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运到前线，创造了惊人的奇迹。”
59年7月庐山会议后，洪学智同志受彭德怀冤案株连，翌年调离部队到吉林省工作，先后任省农机厅厅长、重工业厅厅长。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遭受关押批斗，1970年被下放农场劳动改造。他始终坚持原则，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
1972年在*主席、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下，解除了劳改；1974年任吉林省石油化工局局长（右图为1955年国庆节，洪学智（左一）与粟裕（右二）、陈赓（右一）、肖华（右三）在天安门城楼上）。
仗义执言
1953年8月，洪学智离开朝鲜战场，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1954年寒假期间，洪学智回到北京。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黄克诚找到洪学智说：“军委已经决定了，春节后你不到南京去学习了，现在工作需要，让你马上到总后工作，已经通知了军事学院。”洪学智感到很突然：“难得有这么一个学习机会，能不能按照计划把学习搞完再回来工作。”黄克诚说：“现在总后的工作很多，许多事情都是开创性的，头绪繁杂，机构要调整，许多标准要制定，所以军委才决定你不要脱产学习了，马上回来工作。”
1954年2月28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洪学智为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参谋长。当时学习苏联，参谋长是部长的第一代理人，以协助部长工作。1955年9月，中国人民*第一次授衔，42岁的洪学智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为共和国开国上将之一。洪学智在红军时期曾担任军政治部主任，抗战时期任副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兵团副司令员，抗美援朝战争中任志愿军副司令员。以这样的经历被授予上将军衔，是当之无愧的。1957年，洪学智正式接替黄克诚担任总后勤部部长，直到1959年10月。上任不久，洪学智就提出撤销已经建立并隶属于中央军委的总财务部，总财务部仍并入总后勤部。中国复杂的地理因素，使军队驻扎条件大不相同。如何建立合理的规章制度是一件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后勤工作一项重大的课题。1959年3月洪学智从格尔木进藏，实地调研进藏部队后勤工作情况。西藏平叛胜利，后勤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彭德怀被撤销军内外一切职务，唯保留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党内职务。1959年8月18日至9月13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了扩大会议，中心议题是揭露彭德怀的错误。有人首先站起来，揭发了彭德怀的所谓“里通外国”以及同高岗的关系问题。会场顿时一片哗然。接着，就有人发言了，说以前被彭德怀蒙蔽了，终于认清了他的真实面目。
在批彭的声浪中，也有人敢于仗义执言。邓华第一个站起来：“彭老总根本就不懂外语，怎么会与外国人串通，他们说了什么，翻译可以作证。”洪学智也义愤填膺地替彭总说话：“彭总百团大战至多不过是命令请示得晚，打鬼子什么时候都是对的，抗美援朝是毛主席的指示，彭总执行得很好，总不能也说错吧？一个人有功有过，不能一说过就把功给抹杀了。”有人好心劝说洪学智：“彭是一方面军的，你是四方面军的，彭是八路军，你是新四军，你在里面掺和什么？你不参与，人家都怀疑你，你一参与，就危险了。你是林总的老部下，和林总对着干，有你什么好处？”洪学智说：“我不管他是什么一方面军还是八路军，我就要把事实说清楚，开会的目的是教育，而不应该整人。”邓华、洪学智等人也为自己的仗义执言付出了代价。如果他们及时地和彭德怀“划清界限”，就会安然无恙。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
在这次会议上，副总参谋长邓华、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总参装备计划部部长万毅、*参谋长钟伟等人，被错误地划为“彭德怀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被称之为小“彭黄张周”，被迫交代所谓的“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行”。总后被诬为彭德怀的“黑窝子”，洪学智和彭德怀关系不一般，对他进行了批判。
坚信真理
1959年10月，邓华与洪学智被撤销军队领导职务，转业到地方工作。
邓华到四川担任副省长，洪学智到吉林担任省农业机械厅厅长，后任重工业厅厅长。
1970年底，洪学智又被下放到金宝屯农场劳动。在农场，洪学智种菜养猪放牛做豆腐，年近六十仍与年轻人比试扛粮食。一次晚饭后，洪学智与知青孙炎锋一起散步。走到菜园旁边一块刚收获过的玉米地时，发现农场护青人员正在追赶一群拾玉米的老乡。洪学智就问这是怎么回事？孙炎锋回答说：“农场专门组织了护青人员，不让附近的老乡去捡拾丢弃在地里的玉米。”洪学智断然说：“这个规定不行，我得找军管会说说去。”孙炎锋说：“你别多管这种事，太平点算了。”洪学智说：“那不行。我不信合情合理搞不过无情无理！”在见到军管会主任后，洪学智严肃地对他说：“这块地已秋收完了，过几天就要秋翻，不去拾它不是白白浪费了吗？为什么老乡们拾点落下的玉米就要赶他们？要知道，这里的老乡连粗粮都吃不饱，你们不能这样做。你是个军人，你别忘了军人的生命线是保护人民，为人民服务，永远别忘了人民是我们的再生父母！”很快，农场为附近挨饿的老百姓放宽了拾玉米的政策。消息传开后，方圆几十里的老百姓都由衷地说，洪将军是个好人啊，敢为咱们农民说话。
忠于分子
一天，洪学智专案组组长带人来到农场，径直问洪学智：“你的思想汇报写了没有？”洪学智的回答很干脆：“没什么好写的。你们说我是三反分子，我到底反了些什么？我一不反对毛主席，二不反对*思想，三不反对党，要我写什么思想汇报？现在不写，以后也不写！你们看着办！我不是三反分子，我是三忠于分子！我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思想、忠于党的。历史会证明的。”专案组组长不甘心：“你这段时间的劳动态度怎么样？”洪学智生气了，拍着桌子说：“你别问我！我在这里怎么样你去问军管会，你去问这里的群众，以后再不要来问我！”见洪学智发怒了，专案组组长只好带人怏怏离去。
对于洪学智，*是了解的，也很关心他。一天，一位同志告诉洪学智，说*问韩先楚：“好久没有见到洪学智了，他到哪里去了？”韩先楚说：“我也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他了，听说他在吉林。”*托韩先楚转告洪学智：“庐山会议，他是个认识问题，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洪学智是八大候补中央委员，到北京参加中央全会时，韩先楚将*的话转告给了洪学智。毛主席的挂念，让洪学智激动不已，他对韩先楚等同志说：“请你们转告毛主席，我现在在吉林工作很好，学了很多东西。”

麻城属于几线城市

麻城隶属湖北省，是由黄冈市代管的县级市，位于湖北省东北部，黄冈市北部，长江中游北岸的大别山中段南麓，鄂豫皖三省交界处，是六线城市。

麻城历史悠久，因“献寿仙子”麻姑而得名；隋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设麻城县，1986年撤县设市。麻城是著名的革命老根据地；是“黄麻起义”的策源地之一，红四军、红二十八军的组建地，著名的苏区，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重要根据地，走出了王树声、许世友、陈再道等36位共和国将军，被称为“全国将军第一乡”；也是中国古代“八大移民发源地”之一，“孝感乡”是“湖广填四川”的起始地和集散地，是巴蜀公认的“祖籍圣地”。

麻城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厚文化积淀的城市，文脉深厚，民风纯朴，资源丰饶，景色宜人，胸襟开阔，交通便利，是著名的红色古城、杜鹃花城、交通新城、特产名城，是大别山中心城市和旅游门户城市，是近年来湖北省发展最快的县市之一。曾荣获双拥模范城市、文明城市、中国花岗石之乡等称号。

贺英的人物

贺英（1886年5月17日—1933年5月5日），湖南省桑植县人，革命烈士。1906年，与丈夫组建与恶势力抗衡的地方武装；1916年，支持贺龙杀死盘剥农民的大豪绅，赶走知县；1922年，丈夫被害后，继续率领群众武装；1928年春，将千余人的武装交给贺龙、周逸群，从此加入工农革命军，参加桑植起义；1930年春，贺龙率红军东下洪湖，她率游击队在湘鄂边根据地坚持游击；1932年反“围剿”后，*军和地方武装包围根据地，她率部坚持斗争；1933年5月5日，因叛徒告密，游击队驻地被敌人包围，在激战中壮烈牺牲。
早年经历
贺英，原名贺民英，1886年农历4月14日（公历5月17日）生于湖南省桑
连环画《贺英》封面
连环画《贺英》封面
植县洪家关。
贺英兄弟姊妹7人，她居长，下有4个妹妹，两个弟弟。长弟贺文常（即贺龙），次弟贺文掌。这样的家庭环境，促使她从小就帮助父母排忧解难，养成了勤劳勇敢、开朗倔强的性格。贺英小时候没有机会读书，到了六七岁便开始帮助做家务劳动。她在姊妹兄弟中威信很高，谁若互相打闹，惹事生非，旁人只要说一声“我向大姐告状去！”大家立即停止活动，鸦雀无声了。
贺英长到十三四岁，按照旧时代的习俗应当包脚了。可是，她敢于反对封建礼教，坚决不肯包。族内一些婶娘们责备道：“女儿家，伸出一双大脚板，不怕别人笑话!”贺英指着那些小脚女人嘲笑道：“你们包成二指宽的尖尖脚，走路一扭一扭的，小心踩死蚂蚁!”婶娘们讨了个没趣，只好又寻到她的父母说：“养女不教，一双大脚，疯疯癫癫，成什么体统？”父母听后叹口气，对贺英说：“香姑，你还是包脚吧，免得人家笑话。”贺英理直气壮地说：“不值得！一个人活在世上，不在脚板大小，要看她的路子走得正不正。我们穷苦人家，把脚包得尖尖的，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长起嘴巴靠谁养？”
父母听女儿说得在理，也就再没逼她包脚了。贺英一天天长大，到了十六七岁，挖地积肥，踩田除草，样样农活都是一把好手。
洪家关是一个英雄的集镇。从明清以来，农民被逼得多次吃大户，攻衙门，反抗封建统治的残酷压迫。他们组织“光棍会”，团结一些敢作敢为的好汉，共同对付贪官污吏。男人们耍刀习武，玩枪使棒，她往往邀几个女伴在旁边观看，有时还向一些老年人学些基本动作。[1]
揭竿而起
1906年冬天，贺英20岁，同表兄谷绩庭拜天地成婚。谷绩庭又名谷虎，身材高大，好交游，守信用，讲义气，是“光棍会”的龙头大哥。湘鄂川黔边界的崇山峻岭、街道码头，到处有他的朋友。他在朋友的帮助下，弄了好几十条枪，在四周都是悬岩绝壁的鱼鳞寨修屋筑堡，竖起一面打富济贫的旗帜，不少贫苦农民兄弟投奔他的大旗下当兵。他的队伍发展到300多人、200多枝枪，以鱼鳞寨为根据地。有时驻扎县城，有时转战到相邻的大庸、慈利、在鸟峰、石门、龙山、永顺边界，在湘西很有影响。
民国五年（1916年），支持长弟贺龙杀死桑植县大劣绅朱海珊，赶走知县陈慕功，推举慈利会党首领卓晓初出任桑植县长；民国十一年，丈夫谷积庭被军阀陈渠珍诱杀，贺英拿起丈夫的枪，率云景寨众兄弟，抗官府，杀豪绅，指挥武装斗争；民国十五年夏，贺英联络桑植县民军文南甫、李云清、刘玉偕等部攻克桑植县城，赶走县长马策，驱逐驻军团长肖善堂，城内各界人士送“万民伞”欢迎贺英进城。
民国十七年春，贺龙、周逸群、卢冬生等受*中央指派到湘鄂西开展武装斗争，贺英率领部属1000人参加“洪家关聚义”；工农革命军进攻桑植县城失利后，贺英一面掩护工农革命军家属，一面联络桑（植）鹤（峰）边界白果垭、罗峪、红土坪等地亲族旧部接应工农革命军，她率少数武装到桑鹤边界大山中活动。
9月，工农革命军在石门受挫，贺龙率部退桑鹤边休整，处境艰难；贺英倾尽积蓄，多方筹措，亲自带游击队到堰垭，给工农革命军送棉花、棉布、银元、子弹，并向贺龙建议：“队伍要伍，不伍不行”。贺龙接受建议。
民国十八年1月，鹤峰县苏维埃政权建立，次年春，红四军东下洪湖，贺英游击队驻守桑鹤边割耳台，负责湘鄂边苏区部分军事领导工作，亲自安置红军伤病员和家属；9月，鹤峰县五里区农民协会领导人彭兴周叛变，在五里南村杀害县委特派员和鹤峰游击大队长等19人，贺英闻讯亲率鹤峰县游击大队姚伯超部，配合独立团前往五里平叛，恢复革命政权；12月，四川土著武装甘占元、张轩等部3000余人，被四川军阀刘湘追击，进入鹤峰边境。贺英受湘鄂边鹤峰中心县委委派，到奇峰关争取甘占元加入红军，同时写信给贺龙通报甘部情况，又亲自率领游击队引导甘部向鹤峰五里坪地区转移，保证红二军团顺利收编甘部。
1922年农历九月重阳节那天，驻防桑植县洪家关的一个姓满的连长送来请帖，请谷绩庭下山赴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满连长将谷绩庭杀死在*床上。
噩耗传来，贺英只差哭倒过去。回忆两年前的5月，父亲贺仕道为了支持大儿子贺龙扩大武装，带着小儿子出外筹运军火，父子俩被人暗算，如今丈夫又遭毒手，她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 鸟无头不飞，羊无头不走。一支队伍哪能没有首领？把谷绩庭掩埋后，弟兄们像掉了魂似的。
贺英见弟兄们精神不振，急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开始考虑这支队伍的命运。解散吧，但武器交给谁?这些武器都是弟兄们用鲜血换来的。各地的实力派都急着想来夺这批武器。再说，已当旅长的弟弟贺龙远在川东涪陵一带，要是家乡没有一支队伍作后盾，乡亲们要吃多大的苦头啊!要是弟兄们不敢把打富济贫的旗帜高高举起来，谁来领头?她把排连以上的骨干招到议事厅开会，大家一致拥戴她当司令。 自从民国以来，全国军阀混战，你争我夺，闹得乌烟瘴气。桑植没有什么大军阀，却出现许多称雄割据的“草头王”，什么“八大诸侯”、“四大鳌鱼”，有的三五条枪，有的十多条枪，不是你打我，就是我打你，厮杀不断，流血不止。贺英作为一个女流之辈，带领一支队伍，要在这乱世中立住脚跟，真是不容易。她经常带兵打仗，有时一天打几仗。
1926年夏天，贺龙被任命为第九军第一师师长，从铜仁开始北伐，这时贺英联合地方武装贺廉元、李云卿、谷志龙等部，驱走县长，进驻县城，各界人士送“万民伞”、“欢迎贺司令进城”。贺英进城后，部队纪律严明，街上秩序很好，深受群众拥护。
1927年4月，风云突变，蒋介石在上海*“四·一二”大屠杀。贺英带着妹妹贺满姑和几个随员到了武汉贺龙处。贺龙担心大姐第一次到大都市不熟悉都市生活，特地叫女兵张月圆跟随大姐身边。贺英在武汉住了一段时间，接触了周逸群这样的*人，也同倾向*左派的贺龙的参谋长陈图南打过交道，更看到复杂的政治形势，她对贺龙说：“蒋介石、汪精卫这些人都靠不住，你现在人马多，气候大，但脑子要清醒一点，记住‘兵败如山崩’这句成语。我得回去稳住后方那支队伍，一旦你在外面碰到难题，也才有条退路。”贺龙劝她多住一段时间，她硬是要走，贺龙送了她一些枪枝*，并叫张月圆随她一起回湘西。
贺英带着随员刚回桑植不久，湖南就发生“马日事变”，*反动派到处追捕、屠杀*和工农群众。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特别是到了1927年秋天，听说贺龙参加南昌暴动，并担任了总指挥，*反动派对洪家关更不留情了。
1927年10月，陈策勋调集600多人枪围剿贺英，扬言“不抓到贺英不收兵”。贺英骑着一匹大白马，指挥弟兄们边走边打，成天在枪林弹雨中过日子。龚莲香和张月圆各人手里握着短枪，总是跟随她左右。他们从桑植城边绕道慈利边界的官地坪(解放后划归桑植县)，进入湖北鹤峰地区，29天打了32仗，有时一天一仗，甚至一天打几仗。 贺英率部在堰垭住了一段时间，又经过走马坪，进入外婆家乡——鹤峰县的王家河，在割耳台一带隐蔽下来。
这里山高林密，到了冬天，山上一尺多厚的雪，气候相当寒冷。吃饭靠老百姓送包谷子，吃菜靠弟兄们上山打猎，挖野菜。生活艰苦，贺英同大家不怕，最难受的是荒无人烟，与世隔绝，听不到贺龙的消息。贺英常说，以前之所以在桑植能站住脚，主要是有贺龙的大旗在外面飘扬，一旦大树倒了，便没有立足之地。
贺英多次派人化装下山，到处打听贺龙的消息。听说贺龙从上海到了洪湖，她非常高兴。她把队伍拉出山，回到桑植县，一面同敌人打仗周旋，一面等候贺龙回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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